对高级军官，冯玉祥也同样严格要求。有次术科讲习，负责点名的值日官、“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晚到了5分钟，贻误了点名。冯玉祥立命重打十军棍，宋哲元乖乖伏地受责。另有一次，冯玉祥查营房，发现“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所部营房的铺草潮湿，冯玉祥怒形于色。鹿一见不妙，自己先跪在营房外等候处罚，冯见他认错诚恳，没有打他。5万人马经过两年的强化训练，成为士气高昂、体魄雄健的劲旅，也成为冯玉祥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南苑练兵既是冯玉祥多年来带兵经验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军事思想的一次升华。理论上他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某些精华，方法上则继承了从霍去病到岳飞与士兵同甘共苦、视士兵为子弟的优良传统。这与民初各军阀普遍喝兵血、吸民膏，上层将领荒淫、下层军官骄惰等腐败状况相比，真是鹤立鸡群，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尽管冯玉祥的部队最穷最苦，战斗力和凝聚力却最强。
由于历史的局限，冯玉祥的带兵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他没有稳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因此，他提出的口号往往带有随意性，而且经常以道德化代替理性化。在冯玉祥看来，既然是“子弟”，那么他自己当然是“家长”，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说了算。所谓纪律，也只是他这个统帅的个人意志。由于缺乏民主约束机制，对于他的决策，无论是谁都不敢抗辩，包括“五虎上将”们也只能就事陈言，至于采纳与否，只能看他的好恶而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创建的“西北军”之所以土崩瓦解，与这种封建色彩极浓的体制有密切关联。冯玉祥留给中国军事史的遗产是丰厚的。由他培养的将领在以后的卫国战争中，不少人有出色的表现，如赵登禹的长城抗战，赵登禹、佟麟阁、冯治安的卢沟桥抗战，孙连仲的台儿庄抗战，张自忠的壮烈殉国等都是显例。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了一批“逆子”，如“五虎上将”之一的刘郁芬、猛将孙良诚、石友三等等，后来都沦为汉奸。
南苑练兵，对赵登禹等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他们以后的军旅生涯看，他们继承了冯玉祥领兵思想中很多好的方面，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够恪尽军人的天职，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南苑练兵的两年，也正是北方政坛走马灯般疯狂而无序旋转的两年。
连年战乱，北京政府内外交困，陷于财政危机之中。张绍曾内阁穷于应付，于1923年6月辞职。此时，驻京军警连续聚集总统府索要军饷，驻京的外国公使也向北京政府索要庚子赔款，限期清债，并以“下旗回国”相要挟。6月13日，黎元洪受逼不过，狼狈卷包逃至天津，临行将总统印信交给宠妾，令其携藏法国医院，行至天津车站又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获。黎元洪被迫通电辞职，终结了其混沌的政治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