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s 3 情人钥匙
被甩了，难以置信，我真的被甩了。
我和森本博明交往了八年。当时，我二十岁，博明二十一岁。
八年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从大学毕业，（博明）留级一年；（我）任职于小型广告公司，（博明）到旅行社工作；（我）在广告公司倒闭、历经三个月失业后。进入编辑制作公司、而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博明）放弃旅行社进入唱片公司工作、所负责的女性歌手唱片大卖；（我）工作太忙而疲劳过度住院三天，（博明）工作照理应该是得心应手，但却突然想学摄影而开始去上专科学校、渐渐自称是自由摄影工作者、最近开始零星地从事摄影工作；（我）比起从前更能以自己的步调来工作了。
虽然不知道其它人怎样，但在这变化多端的八年里，我们俩一起度过了许多事情。
例如穷困。三个月失业期间，我穷到冰箱只剩下过期调味料，身穿学生时代跟不上流行且满是毛球的外套过冬。当时博明已在旅行社工作，所以他经常请我到居酒屋吃饭。如此穷困时期，能去看电影，也是他在票券商店帮我买门票。
博明辞去唱片公司工作、成为专科学校学生时也一样，几乎变得穷到根本顾不上外在形象。因为忽然学起摄影，必须一一备齐器材，为此，博明紧缩生活费用，甚至接下两份兼差。尽管约会突然变得简约，我却不以为意。就像他在我失业时对我的协助，我也主动伸出援手。周末时，我为他煮丰盛的菜肴，替他准备换洗衣物，偶尔也慷慨请他吃大餐，或买相机零件送他。
然后，是一连串忙碌。初入编辑制作公司任职的我，当时还抓不到工作窍门，别人一小时可完成的工作，我必须花费三小时。回家往往已是半夜一、两点。有时，星期六也不得不待在办公室。
博明负责的歌手唱片大卖时也很惨。他的睡眠时间大概只有平均三小时，薪水虽然增加了，却没时间买东西，身上所穿的衣服皱巴巴的，脸颊也因为没有好好吃饭而憔悴不堪，一副穷忙样。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会在百忙中抽空联络。虽然移动电话还不普及，但我们经常相互联系，三十分钟也好，一个小时也罢，只要能见面，我们会相约一起吃饭、喝酒、机关枪似地抢着说话。如果连续一星期都无法见面，我们会到其中一人家里，即使对方在睡觉也没关系。一边凝视沉睡中的对方的容颜，一边小睡片刻，天亮后，留张纸条便去上班。
也有生病的时候。我住院的三天里，从旁照顾的人既非家人也非女性朋友，而是博明。他把我的内衣、睡衣带回去，清洗干净隔天再带过来，而且还一个劲地买冰淇淋、漫画书、哈密瓜，一个劲地塞给我。
博明虽然没生大病，扁桃腺却很脆弱，经常发烧。只要得知他发烧，不论多忙多累，我总是会飞奔而去，在商店街张罗碎冰、数种药品、锅烧乌龙套餐或鸡蛋粥套餐，双手拎着赶到他的公寓。
也有争执的时候。当然，交往不可能一直顺利，其间我们也曾小吵过数回。他撇下和我一周前的约定，与学生时代的朋友一起玩麻将；我把他初次摄影冲洗的照片当成垃圾丢了；对彼此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乱吃醋，怀疑对方花心，结果却是误会一场。
如此种种，我们全都走过来了。没有宣誓婚礼上牧师念的“不论生病或贫困”那些词句，我们却也一起携手实践了那些话。
我们的交往理应持续下去。曾经克服过贫困、忙碌、生病、争吵的我们，未来不管发生任何事，理应都可以不在乎。然而，这竟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上个星期日，博明把我找了出去，说是有话要说。最近，与成为自由工作者后腾出很多空闲时间的博明相反，被提拔为新企划执行小组副主任的我，不知经历过多少个来回的忙碌期——我们已有两星期没碰面了。难得的假日，我本来打算睡到傍晚，但因为博明的声音太急切了，过了中午我便起床冲澡。
他的声音如此急切，大概是很想见我吧。当时如此认为的我，真是不折不扣的笨蛋。在他的“急切”面前，仔细画好妆还边吹口哨、边东挑西选衣服的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
博明指定见面的地方，是园内种有数百棵樱花树而闻名的公园。我和博明曾数度去那里赏花。有时，只有我俩在樱花树下散步，或者和学生时代的友人及彼此的朋友在那里举行盛大的赏花宴。
然而，樱花已凋谢了，现在正是浅绿新叶恣意伸展的时期。这么说来，今年并没有去赏花。他所谓的有话要说，是不是故作风雅地邀我去观赏这些勉强残留的樱花遗绪呢。我边想这些悠闲的事，边快步走向公园。
公园入口处有间可供休憩的茶馆。店门前排列了几张铺上大红毯子的椅子。博明已先到，坐在椅子上喝着罐装咖啡。我买了茶馆卖的关东煮，在他身旁坐下。我把萝卜和竹轮分成两半，问他要不要吃，博明一语不发地摇摇头。我再问要不要喝日本酒？他依然摇摇头，面无笑容地绷着一张脸。
即使如此，我并不知道博明接下来要说什么。我揣想他不高兴，大概是怪我怠于联络吧。为了哄他开心，我把关东煮的整颗蛋让给他。博明虽然说不要，但我强行塞过去，他一副很勉强的样子，一口把蛋给吃了。
博明起身，开口说：“去走走吧。”不等我把关东煮的纸盘丢掉，就匆匆走开了。我急急忙忙从后追赶。翠绿叶片盛大地簇拥着残樱。公园里挤满了携家带眷的游人和情侣，抬头望向樱树叶片前方，可看见蔚蓝白净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