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代初，从基因角度看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已经在Fisher和其他新达尔文主义的伟大先驱者的作品中含蓄表达过了。汉密斯顿和威廉姆斯则在 60年代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们的思想使我思维得到开拓。但我发现他们的表达过于简洁，不够振聋发聩。我坚信一个扩展版本可以使生命万物归位，无论在心灵中或是脑海里。我想要写一本书，赞美基因角度下的演化。它可以集中阐述社会行为的例子，帮助纠正当时风行达尔文主义的群体选择理论的蒙昧。 1972年，当工业界的纷争使得实验室停电，我的实验室研究不得不暂停，我便动笔开始写作此书。不幸的是（从某个角度看），大约两个章节完成后，停电结束了。我将这一工程封存，直到 1975年我有了一年休假才重新继续。同时这个理论也已经被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拓展。我现在可以看到，那是一个神秘的时期，所有新思想都在空气中飘浮。我写作《自私的基因》一事，也正反映了当时的激动狂热。
当牛津大学找到我以出版第二版时，他们坚持传统的全面逐页的修正方法并不合适。在他们的角度看，有一些书显然日后将有一连串的新版本，但《自私的基因》并不是这样的书。第一版借用了写作的那个时代的青春气息。当时我们有国外革命的香氛，有一缕华兹华斯的吉祥晨曦。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若用新发现的事实使其臃肿，或是以复杂谨慎令其长满皱纹，实在令人扼腕。于是，最初的文本应保持不动，其瑕疵与偏颇也应一并保留。最后的注释则应包括修正、回应与新的发展。全新的章节应当加入，它们的主题在其时代里也将继续带着革命黎明前的情绪。这便是第十二与十三章。为此我从两本行内这些年里最令我激动的著作中得到灵感：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互助的进化》，因为它给予我们的未来以某些希望，还有我自己的《延伸的表现型》，因为它是我这些年的工作成果，也因为——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可能是我最佳的写作了。
“好人得第一”的标题是我借自1985年参与的BBC电视节目《地平线》。这是一个 50分钟的纪录片，由郝雷米·泰勒（Jeremy Taylor）制作，以博弈论探讨演化中的合作。这部纪录片的制作，连同另一部来自相同制作人的《盲人钟表匠》，使我对其职业产生新的敬意。《地平线》的制作人们竭尽全力使自己变为该题目的高级学者专家（他们的一些节目在美国也能看到，通常以《新星》的重新包装）。第十二章不仅从中得到了章明，我和泰勒和《地平线》制作组的紧密合作也使第十二章的写作获益不少。我非常感激。
我最近了解到一个我不赞同的事实：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习惯在他们并未参与的作品中署上自己的名字。显然，一些资深科学家要求在作品中署名，只是因为他们贡献了实验场所、科研资金和对文章的阅读编辑。就我所知，他们在学界的声誉可能完全建立于其学生和同事的工作成果之上！我不知道如何与这种不诚实行为抗争。也许期刊编辑应该要求每一个作者献签字表明其贡。但这不过闲谈而已。我提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为了做一个对比。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对这本书的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都做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却坚持婉拒了成为书中新增部分的共同作者的请求。我对其感激不尽，并对我的感谢必须止于此表示歉意。我还要感谢马克·里德尔（Mark Ridley），玛丽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和艾伦·格拉芬（Alan Grafen）对此书的建议和一些章节的建设性批评意见。另外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托马斯·韦伯斯特（Thomas Webster），希拉里·麦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事欣然容许了我的奇思妙想和拖延。
理查德·道金斯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