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我让你吃惊，这才是问题所在。阿莫斯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是因为他真正了解我，知道我会取得战绩，而不是只会成天坐着挨人打。我可以让这些小伙子充满无穷的勇气，鼓动他们无所畏惧地与恐怖分子作斗争。我们会用运尸袋把一些恐怖分子的尸体运回以色列，就跟我们曾在此地的辉煌岁月中做的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弗尔曼生气，寒冷和沉寂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他重重地在我胸膛上推了一把，让我倒在坦克上。“你的想法完全错了，”他说，“没人问你要恐怖分子的脑袋，没人想搞暗杀，没人想打仗。你只有一个任务：你带来了十三个兄弟，我要你把他们毫发无伤地带回家。这就够了。”
“你什么意思？”我问。
“我的意思是，我很清楚你的前科，”他说，“自从那次违反军令而被打入大牢以来，你没有变成熟，也没有其他丝毫改变。相信我，”他接着说，“阿莫斯、旅长、北方军区的司令、国防部长和上帝本人都会告诉你我想说的话：以色列军队现在不想再跟谁起冲突，更不想见谁兴致勃勃地将战争当游戏玩。保持冷静、克制就足够。”
那几天，我经常说弗尔曼这样平庸的军官从来没有在真正的部队里待过。这种人只知道耍些小聪明，根本不懂战略战术，所以能不知羞耻地说出没种的话来。奥法尔·弗尔曼上校从一支天真的被骄纵惯的突击队调过来，这便可以解释那时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几个月的军训下来，我便预料到这次征程必定会摩擦不断。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但了解这最要紧的一点后，我才意识到情况比我预想得还要糟。弗尔曼试图把我变成一个摆设。他犯下了个极大的错误。他朝连队走去，我落后几步，脑中还回响着他那愤怒而充满威胁的语调，并试着消化他的活。
凌晨三点，我们拥进简报室开了个欢迎会。弗尔曼头头是道地讲了九十多分钟，把战术理论、前线地形、操练内容以及作战指令灌输给大家，所有人都快睡着了。当大家可以回房睡觉时，却都清醒了过来，因为害怕。你拼凑起各种画面，当敌人的迫击炮雨点般倾泻下来，而你又昏昏欲睡时，会有什么后果——脑子晕晕乎乎的时候，连上帝都没法救你。平日里即使没人向基地发动进攻，大家也只能待在狭小的房间，缩在低矮的三层床上，连身子都转不开。你都无法坐在床边，只能躺下来闭目养神。床铺已经陈旧不堪，摇摇晃晃，咯吱作响。有人爬到上铺去时，整张床晃荡得似乎马上要塌了。筋疲力尽的士兵们，没为床位的分配而争执。斯皮策竟然问该不该脱衣服。奥斯里笑了，“这问题真是太蠢了。现在离脱衣服的时间还远着呢。好了，闭上你们的眼睛和嘴巴。”在营房深处的步兵宿舍区，美美地睡上一觉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收音机的静电噪声、东西被拖过走廊的声音、奔跑声和呼叫声此起彼伏。宿舍边上就是个厨房，厨师们经常把碗盆摔在地上；黎明时分站哨士兵回营以后会在这里闹上一通。这些噪音会一股脑儿涌进你的耳朵里。在我们这些军官和老兵睡觉的地下室里，光线通常非常微弱，因为我们会用红、蓝两色的记号笔在灯泡上涂一层，这样光线就不会透到不远处的哨位上去了。但新兵们住的内室则整天亮着灯，强烈的灯光令事物的色彩显得极不自然，叫人头晕目眩，产生幻觉。盯着灯泡看上几分钟，你便觉得眼花恶心。现在，新兵们在极度的绝望之中钻进了自己的睡袋。三十分钟后基地广播就叫大家起床了。是“黎明警报”。每个人都是跌跌撞撞着跑出营房，惊愕地坐在安全区门口那些由废木材和锈铁皮搭成的座位上，点着头打盹，等待着警报的解除。只有我手下的十三个士兵依据我的命令，负重保持着站姿，面对着西侧墙壁上用绿白两色写着的战斗标语。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东起多夫山脉，西迄罗什哈尼卡拉海滩的以色列北方边境。墙上悬挂了几面旗帜，我的这些兵一脸严肃地观察着这个地方，这里的哨位，这里的形势。他们都很兴奋。只有兹特拉维眼中的北方变成了另一个地方，一个满是赤身裸体或者穿着比基尼的女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