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会儿奥斯里才意识到兹特拉维没有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他的妈妈确实是个占卜师,也就是说,一个有观众的精神病患者。但兹特拉维的讲话并没有结束。“事实上,”他说,“哪怕在猜对选举结果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家里依旧事事不顺。我爸爸乱花钱,劝他恢复理智变得越来越难。他是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妈妈得了肿瘤,还是恶性的。开始是咳嗽,接着吐血、呼吸困难,最后医生在她左肺的肺尖发现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肿瘤,虽然把它取了出来,但太晚了,癌细胞进入了血液循环系统,遍及身体的各个部位。肝和骨头都检测出了癌细胞的存在。没几个月,妈妈就病得无药可医。死亡时刻都会降临,尽管医生没有这么说:他显然想让我们乐观些,坚强些。但谁会去照顾我的三个弟弟呢?他们是萨姆森——我们都叫他萨米,他只有六岁,还有十岁的罗伊和刚初中毕业的埃利科。谁会去照顾他们呢?”
后来,这件事被传了出来。第二天早晨奥斯里告诉了我。我们一起到军队福利处替兹特拉维说情。所有长官花了两天时间轮番劝说他回家。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去离家近的地方服役,可他就是不听。我们一次次地让他回家照顾母亲。毕竟,部队也许会在美丽堡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但这段时间却是他妈妈最需要他的时刻。如果她离世时,他恰巧不在身边,那该有多遗憾!所以兹特拉维想回趟家,去提比瑞斯的街坊找拉比①皮图斯,把自己的两难处境告诉他,把愿望告诉他,让他对他留在美丽堡的决定给予祝福。拉比祝福了他。对他来说,这也许算是种解脱,但事实如何就很难说了。自从桉树林里的那个晚上开始,他便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我,每次看着他的时候都想试着找到他眼中的悲伤,探究眼部肌肉细微的痛苦抽搐,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因为他的笑永远是似笑非笑,说不清这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善意还是恶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