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后，我和“大妈”结束了首次东行之旅，离开纽约，回到莱克伍德。这次母亲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她觉得自己很累，七年多了，她和斯坦利一直为梦想打拼，但是结果却并不如意，她真的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后来的很多年里，她都常常向我讲述当时的感受。
这是他们婚后她第一次撇下父亲一人。当时乐队正在底特律演出。1942年9月20日，她踏上了前往洛杉矶的火车，从这以后，父母间的分离也多了起来。多年以来，这种分离都让他们痛苦不已。
母亲深爱着父亲，而父亲也很需要她，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需要一个家。这种感情一直折磨着她。她说：“我不停地问自己，除了支持斯坦利的事业，我的人生还有别的目标吗？”她确实不知道。长期以来，她都只专注于斯坦利的事业，牺牲自己，只为使他的光亮更加耀眼。她说：“我开始在想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而后来，她与我在一起，当然也少不了“大妈”，她就越发觉得自己永远也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母亲。“但是，”她说，“我真的竭尽全力在努力了。”
母亲离开后，父亲只剩下乐队和音乐了。那种渴求自己的音乐得到认可的梦想一直鼓舞着他。然而渐渐地，一些很优秀的乐师离开了，有的应征入伍了，有的吸毒了，有的则是因为妻子的不满，但他确信，无论是在剧院、夜总会还是舞厅，乐队在商业运作上都越来越成功了。他发现，人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但认同他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这还不够，他说：“我想——我需要——维奥莱特在我身边。”许多个晚上，他和一个个女人寻欢作乐，可这压根不起作用。“我需要我的妻子啊！”他痛苦地说。
1934年4月2日，母亲正和我、“大妈”一起待在莱克伍德。斯坦利则正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小镇曲调”舞厅演出。这时他和母亲已经分开七个月了，一有机会他就给维奥莱特打电话。那会儿打国内长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各地时间不同，花费也不小，但给妻子打电话却是非常必要的。他常对朋友们说：“她一回加利福尼亚，我的生活似乎就失去了一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