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标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标榜君主立宪，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义声”，反不如养晦待时，以观后变。在他看来，机会在数月之后一定光临，他说：“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疑为或）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疑为乃）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同上，596页）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大致以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为界限。此前，争论的焦点是速回还是待时，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时，因为南方革命党气焰正盛，难免会有对梁启超不利的举动，甚至会有性命之危。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南北之争，南方必败。袁世凯有军队，有权术，对付革命党绰绰有余，搞建设，还要靠立宪派。他们梦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梦想着袁世凯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低估了革命党，也错看了袁世凯。事实上，吴贯因所期待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国家政治始终如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梁启超对袁世凯似乎还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为袁世凯献计献策，一面继续策划回国。于是，各种意见又纷纷扬扬传到了蜗居日本的梁启超手里，请他自酌之。
这时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年初，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和《财政问题商榷书》两篇长文交该会印行发表。这是一个由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旧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创建的组织，其中有几位还是当地谘议局的局长，如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都是梁启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又动了回国的念头。大约三四月间，他派遣汤觉顿先行回国，探询消息。这时，国内的形势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汤觉顿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他说：“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他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为的态度，倒是希望梁启超能在政府或内阁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凯想来是不会反对的，如果说有人反对的话，也只有南方的革命党，“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页）
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中，身处海外的徐勤最拥护老师康有为的意见，他多次致信康有为，责问梁启超迟疑不决的原因：“究竟远（梁启超，有孟远之称）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所以，当他听说梁启超已有回国打算时，异常兴奋，马上致书梁启超：“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同上，626～6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