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闻社社约》所列之发起人，有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 王广龄、陈高第共七人。（1907 年 10 月《政论》1 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2 页）按照事先的约定，社长一席为虚设，特别邀请马相伯先生为总务员，常务 员则有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三人。马相伯与梁启超的交情很深，梁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就曾在马相伯处学习外文。所以，该社成立后，梁启超便特派社员汤觉 顿前往上海迎接马相伯，请他来日本就任。十一月十一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大会， 欢迎马相伯，到会者数百人。《政论》第三号报道了欢迎会的情形，文中称赞马相伯："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 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 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梁启超年谱长编》，425 页）梁启超在给蒋智由、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 一封信里也对马相伯的到来感到欣慰 ："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 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 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同上）
马相伯的到来，让政闻社的同人备感振奋，每次登台演讲，听众都有数百人， 声势更盛极一时。但也引起了革命党的妒忌。十二月十五日蒋智由在给梁启超的信 里甚至担心马相伯受到攻击和伤害，乃至要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先生的行程，以防彼 辈探知。不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政闻社本部迁至上海，马相伯一行 也随之回国。当时，他们活动的最大目标即速开国会，同时筹划在汉口设立《江汉 公报》，并开办江汉公学。梁启超在岁末写给熊希龄的信里谈到他的计划 ："以武汉 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设一大日报，名曰《江汉公报》，二曰设一法政大学，名曰江汉公学。"（同上，435 页）有传闻说，杨度也已经意识 到了武汉的重要，正倾注全力在这里经营。
此前，杨度已先期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梁焕奎、范旭东等筹划成 立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护杨度为会长。十月中，恰逢伯父去世，杨度回乡奔丧， 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湖南宪政公会宣告成立，杨度出任会长一职，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是为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滥觞。据说，这份请愿书 曾请王闿运先生作过修改，湖南不少士绅名流都在上面签了名。第二年春天，袁世 凯又与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举人出身的杨度， 以戴罪之身，被授予候补四品京堂，即刻进京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兼任颐和园外 务公所教习，袁世凯还特意安排他为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宣传开设民选议院的主张。
杨度此时还是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北京本部的常务委员长。梁启超在给 熊希龄的信中曾提到他回国后的情况 ："闻龟山（杨度）在湘于吾党颇致微词，弟诚不料其如此，彼濒行时尚与弟抵足作竟夕谈，极陈将来联络之法，今反相挤，使双方社员间生出一重恶感，弟甚为龟山不取也。"（同上，436 页）他这时还是清政 府悬赏十万元通缉的要犯，不便出名，更不能回到国内，直接参加运动，但事实上， 政闻社内外都认可他为社长，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大事小事无不取决于他。 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政闻社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在立宪这个大旗下走 到一起来了。但它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靠感情来维系组织内部的 关系。而个人的性情不同，时间久了，出现分歧、矛盾、误会、摩擦也就难免。具体到一些事务，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看法也很难求得一致。政闻社以开创之际， 要做的事情很多，不仅人才有匮乏之忧，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一些社员因为没 有收入来源，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社内为经济所困扰，竟不能向社员提供任何帮助。 加上清政府、革命党，以及宪政公会的压迫，政闻社几乎陷于困境，梁启超亦有内 外交困之感，以致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的春天生了一场大病。徐佛苏二月 十七日写信劝他生活要规律，要劳逸结合，不能过度劳累，吃饭的时候不要多说话， 睡觉的时候一定熄灯，更要讲究卫生，爱惜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