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计划由徐勤担任会计长，掌管财物。
其七，张謇、郑孝胥、汤寿潜都是极为紧要的人物，而且有意与我党联合。但我党目前的情况是，"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 以任此否"。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梁启超准备去一次上海，和他们当面谈谈。
其八，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负责联络。
其九，准备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也由熊希龄负责运动，此事须秘密进行，决不能为讨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公布之。
其十，宪政会不能以筹款为目的，入会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会费。其活动经费另行筹集。
其十一，海外帝国立宪会的会员是否加入宪政会，尊重其个人意愿。
其十二，开门办会，广收人才，摒弃门户之见，只要赞成党纲，志同道合，就可以吸收入会。（以上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9 ～ 374 页）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十一月一日（12 月 16 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 海宣布成立立宪公会，推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在《啬翁自订 年谱》中记载此事 ："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 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20 页） 这一年的十二月间（1907 年 1 月 20 日），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
这是一本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他在《中国新报序》中表示 ："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居今日而谋救中国，实以此为至易至良之惟一方法， 而吾人之所笃信欲有以此贡献于我国民者。此《中国新报》之所以作也。"（《辛亥 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 页）在《中国新报》中，他陆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族分裂，相信只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建立负责任之政府，汉、满、蒙、回、藏各族就可以实现共同进步。
对于与革命党鏖战正酣的梁启超来说，《中国新报》无疑是一支生力军，给予 他极大的支持。他马上写了《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发表于第 88 期《新民丛报》，文章称赞"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 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对于杨度提出的民主立宪可能导 致民族分裂，西方强国将借机瓜分中国的理论，也表示十分赞赏，认为"此实最博 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之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 476 ～ 477 页）杨度也很知趣，他在《中国新报》第四期撰文《致"新民丛报"记者》，写道："昨读贵报第四年第十六号，有新出现两杂志之批评，于中国新报，录其叙文， 且为表明其主义之所以然，至为详允 ；于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之处，尤能洞识吾人所 以救时谋国之苦心。此吾人所深谢而喜得同情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二卷下册，873 ～ 874 页）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杨度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我们今天很难责备他们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他们都为双方能够合作成功作出过努力，但有些问题又非他们能左右。 最关键的还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即由谁出任会长（总理）。本来，梁启超与杨度 已经达成共识，康有为只是作为虚设的会长，不出头，不露名，也不担任实际的职 务。这一点，梁启超早在十一月初就写信向康有为汇报，杨度也有信请梁启超转呈 康有为。但当时康有为正在北欧漫游，他们的信很晚才寄到康有为手上，而他们收 到康有为姗姗来迟的复信，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初了。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太 多的事情。先是神户三人密谈后不久，大约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杨度在东京与方表、 陆鸿逵等人组织了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不久，政俗调查会改名"宪政讲习所"，随后又改名"宪政公会"。这让梁启超很伤心，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信中说 ："今日 得一书，言某君（杨度）特开宪政会（彼既着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亦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 居？"（《梁启超年谱长编》，396 页）几天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徐佛苏，又讲到杨度："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 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 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 （同上，39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