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但最终我还是害怕，因为书写这种罕见的罪恶，就像揭开一个魔盒的盖子。我在小说中让检察官说，这种仅仅因为无聊而杀人的行为，它不可预测，使人胆寒，性质早已超越杀人放火、强奸拐卖，攻击的是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为这种创造的害怕--我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说有主人公却没有名字，因此讨论起来就不方便。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
也许能宽慰我的是电影《桂河大桥》。在曼谷西边的铁路上，善恶分明，日军要修桥，而盟军要炸它。在纠缠中，来自英国的战俘尼科森仅仅为着自身的荣誉感，以极高的效率将桂河大桥修起来，并让它有了雄伟的姿态。那是艺术的姿态，预示着他既不为日军服务，也不为盟军服务。他超越正义，为桥本身而战斗。
阿 乙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