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调、直率、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中，向公众阐释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如果要来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分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但他也坚持说中国虽然不够发达，却并不会因此改变它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如有必要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
邓小平的出访——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国贫穷——与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迥然不同。没有几个中国统治者去过外国（当然，传统观念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外国”可去）。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说过需要外国的东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先访日本，此行是为了签署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表现得热情洋溢，宣布说“我心里很高兴”，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把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说苏联和越南刚签署的条约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978年11月8日，他在泰国强调说苏越条约威胁到“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这份条约不单是针对中国的……它是苏联重大的全球计划。你可能认为条约的意图是包围中国。我对我们的友好国家说中国不怕包围。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受到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