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诗篇作者（大卫王）对他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我确实生来就有罪，在娘胎之中就已经有了罪。”（诗篇 51：5）我们的罪证之一就是，我们并不想以神的方式生活，我们正在违背他以及他的意志。你还能以其他的方式解释世上的罪恶吗？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师
一个糟糕的解释还不如根本不解释？如果你的咖啡杯似乎毫无缘由地破碎了，有人可能猜想，这个杯子自然地获得了意识，因为它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因此自杀了。在出现下一个更好的解释之前，接受这个说法就是明智的吗？
显然，某些解释还不如不解释。然而，人类似乎对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情总觉得不舒服。我们甚至说有些事情本身就“需要解释”，但是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在这样要求。
不然怎么解释人们总喜欢问“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解释”呢？问这样的问题，使得责任从提出主张的人那里转移到了接受或拒斥这一主张的人那里。提出主张的人不是为他的立场提供证据或论据，而是要求评价其观点的人要么提供更好的解释，要么保持缄默。但这一责任的转移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提出一个解释，你就有责任表明它是一个好的解释，而我没有责任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即便我反对你的解释，也不意味着我需要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同样，如果某人写了一首蹩脚的诗，他也没有理由来证明你写的更糟糕。
这一行为经常被那些观点对于局外人来说很奇怪的人所采用。比如，超自然现象的信仰者能够接受非理性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解释是揭示各种神秘现象的唯一途径。在缺乏好解释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满足于各类疯狂的解释。
比利 .格雷厄姆对这一伎俩的使用在几个方面都很有趣，他非常娴熟地将可接受的合理观念与某些更符合教义的观点混在一起。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生来就具有先天的才能或者自私作恶的倾向，这一观念已被广泛接受，但他将这一观念与神和罪恶分离的概念放在一起。所以当他问我们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解释世上的罪恶时，最明显的一个回答——人类的本质不是善的——就已经是他的答案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它迫使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并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这些回答根本就没有别的解释可以替代。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询问是否存在其他合理的解释。重要的是这一要求的动机，它可能纯粹是出于对答案的探寻：我很困惑，只能做出这个相当蹩脚的解释，而我确实意识到还有更好的解释。但是真正的目的，往往是使缺乏替代性的解释成为接受现有蹩脚解释的理由。
然而，你可能记得福尔摩斯曾说过一些与之相关的话：一旦你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剩下的这个解释无论多么不可信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当我们真正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时，这句话才可能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只排除了我们偶然能够想到的那些可能性。
我们不可能总是悬置判断，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唯一解释或做法有时候是稀奇古怪的。如果发生了可疑的凶杀案，而你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便是你的搭档是凶手，难道你只能这样想吗？“你还能有其他的解释吗？”——这一问题有时候会使我们想到：“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在这些情境下，不管纯理性的反思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糟糕的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