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庇隆登场
阿根廷的历史有一个关键时段：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它是根据法国革命的神圣原则于1810年建立的一个自由国家；在此之后，尽管军队没有夺得绝对权力，但阿根廷不得不接受一支民族主义的军事力量的存在。正如大学教授彼埃尔·里亚多所指出的见《1870年到今天的拉丁美洲》，马松出版社，1980年。——原注，从1929年开始，经济危机就打击了过分依赖出口的阿根廷。由于财政制度是建立在进口税的基础之上，国家尤其容易陷入贫困。1930年9月份，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希波里托·易利戈严，把约瑟·费力克斯·于利布吕扶上了权力宝座，结束了1912年开始的民主试验。
1930年的革命导致了一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行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场革命在1932年就把奥古斯丁·佩德罗·朱斯托将军扶上台，而这位将军懂得依靠保守派和少数激进人士进行统治，保持着共和制的外表。大地主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农业得以恢复并促进了出口。于1938年接替奥古斯丁·佩德罗·朱斯托将军的罗伯托·马里奥·奥尔蒂兹博士，似乎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准备回归民主。他允许激进派重新取得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控制。他于1942年去世，把政权留给了保守派法学家拉蒙·S·卡斯蒂约。1943年6月4日，拉蒙·卡斯蒂约的军事部长佩德罗·帕布罗·拉米雷兹将军和马约兵营司令阿尔图罗·劳宋将军，宣布支持恢复民主，推翻了现政权。佩德罗·帕布罗·拉米雷兹建立了强硬的独裁政权。
1930年，庇隆上尉是专门负责组织政变的那个部队的成员。1943年成为上校之后，他便与佩德罗·拉米雷兹、阿尔图罗·劳宋将军和埃德米罗·法莱尔结为盟友。联合军官集团的军官们当然都跟随他们的首领。1943年6月4日拂晓，在劳宋将军的指挥下，一个营的士兵离开了马约兵营，奔向玫瑰宫。卡斯蒂约总统几小时前就得到警报，租了一艘驱逐舰，在部队到达马约要塞之前，就放弃了权力，驶往乌拉圭。爱娃在贝尔格拉诺电台听说发生了政变。她军队里的朋友告诉了她幕后发生的事情。她知道是胡安·多曼戈·庇隆上校策划了一切。当她终于认识这位上校时，军官们已经把他视为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前程无量的人。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老百姓知道他的名字时间还不长，只是模模糊糊地把他与名声很坏的联合军人集团联系起来。这个军人精英联盟被认为是政府的幕后掌权者。
实际上，谈到当初爱娃与胡安·庇隆的相会，应该着重指出邮电局总经理安贝尔上校所起的作用。接近他们的人会注意到：爱娃·杜阿特是五层楼的王后。怎能不如此呢，既然她是总经理的情妇她来来往往都开着一辆官方的汽车。从此，在所有广播剧节目里都有她的位置。然而，安贝尔上校的前情妇多丽塔·纳尔比想让爱娃和庇隆会面。萨丽塔·罗姆洛的证言说： “庇隆需要有一位女朋友。有人要求多丽塔·纳尔比组织一次女演员的晚会，把她们介绍给庇隆。是一家广告社的老板迪亚兹协调好了一切。最初考虑的是朱丽·莫雷诺。她很有名，可是太自命不凡。后来迪亚兹见到爱娃，觉得她比朱丽纯朴、妩媚。他作了介绍，事情就成了。”
在这对情侣后来讲述的那次著名的“一见钟情”之前，胡安·庇隆是否就认识了爱娃·杜阿特呢有这种可能。正式会面是在悲惨的背景下进行的。1944年1月22日，一次地震摧毁了智利边境附近的城市圣胡安。劳动和社会测算国务秘书、阿根廷军队的上校、时年49岁的胡安·多曼戈·庇隆把积极分子和志愿者集中起来。爱娃以演员们的名义，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月光公园的一次义演以表示支援。1944年1月22日，赈灾义演达到高潮。台上与演员们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便是庇隆，俯视着台下的群众。 “他高大魁梧，肩宽背阔，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庇隆笑容。他将在任何情况下继续露出这种笑容，仿佛按一下开关就把它点亮了似的。这种笑容给人一种幻觉，似乎他的心胸要比其他人的心胸开阔上千倍，那样开阔、那样博大，使那张和善、热烈、粗犷、阳刚的脸从上到下豁然开朗。”阿力西亚·杜若夫纳·奥尔蒂兹如是说，“他讲了几句话，谈到劳动者的疾苦和不少权势者的优裕生活。”穷人反对富人，穷人遭受富人宰割……群众热烈地叫喊。爱娃·杜阿特找到了她的英雄。
她的心跳得都要裂开了。爱情，为什么不呢关于庇隆，她只知道他有一双狡黠、聪明的小眼睛，向后梳的头发，绽开的笑容露出不整齐的牙齿，鼻子笔直，身体结实矫健，非常健康，一米七十八的个头，体重八十五公斤，整个人充满阳刚之气，仪表堂堂。他爱好击剑和马术。这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首领，但容易接近，性情快活，有良好教养。他为爽直的性格所吸引，为德国元首希特勒所倾倒，对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有深刻印象，1939年在欧洲曾长时间会见过墨索里尼，深入研究了他的理论和宣传的艺术。况且，从1941年起，阿根廷成了纳粹主义的活动基地。令爱娃着迷的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是他那表面谦逊、巧妙节制的演说效果和已经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爱娃被俘获了。她是与邮政局总经理安贝尔一起来的，却是与庇隆一起离开的。
关于这次相会，庇隆本人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是在1944年1月份圣胡安发生地震之后认识爱娃的。作为劳动和社会测算部国务秘书，我努力动员了许多人来支援这座死了八千人的城市……艺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只剩下一小部分人来组织工作，在这批最热情的人之中就有爱娃。她的机智和同情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地震这件事结束后，我问她： ‘你干什么工作’她回答： ‘我在杨凯勒维奇电台工作。在那里我与一帮酒鬼在一起。’她一再对我说：‘我们不是艺人，我们是酒鬼。’我觉得她很有用，便分配给她工作。她接受了，而没要求任何回报，既没要求工资，也没要求好处。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是一个非凡的人，包括在与我合作的男人们之中。我们开始变得很亲密、很团结。”
爱娃的说法则更富诗意： “几乎我们所有人，一生中都有美妙的一天。对我而言，就是我的人生与庇隆的人生相遇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甘心过一种平庸而单调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觉得枯燥无味，但不可避免。我看不到摆脱这种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再说，我的生活虽然单调，却非常忙碌，没有一点闲暇。然而在心底里，我并不甘心一切最终都是这样。我美妙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从我隐约感到不安的期盼中，我看见庇隆出现了。他当然与所有人不同……我站到了他一边。他听到我讲话时可能注意到了我，当时我尽量说得明确：‘如果像你声称的一样，人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那么我就站在你一边，不管要作出多么大的牺牲，直至耗尽我的全部精力。’他接受了我的表示。”
这两种说法是在月光公园那次会面以后很久写的。爱娃和庇隆当时是否想到了，从此他们的人生将永远结合在一起他们各自所追求的，是否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不会有结果的幽会 “我认识爱娃时，吸引我的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而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二十年后庇隆回忆道，“的确，她是一个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了计划中的社会事业，与一个这样素质的女人的合作不可多得。从第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面前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我必须让这个女人准备好，使她成为我的政治运动的女性领袖：一个有能力和足够的文化基础，有天赋的直觉和献身精神，有必要的感情去完成这种性质的任务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