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在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深文”出自《史记?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
在周小舟看来，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以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置人以罪。“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毛泽东秘书，已经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