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盲目兼并负效应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上市对大型国有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1997年是国有企业上市的高峰年份。时任湘泉集团副总经理的樊耀川在党校学习时接触到股份制的说法,回企业后就提出了让湘酒鬼上市的构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得到州政府和省政府的认同。不久,湘酒鬼以湖南省上市公司的身份在A股上市,并获得了股票上市发行的3亿多元资金。然而,这笔数额庞大的资金给酒鬼酒和大股东湘泉集团带来的却是企业追求超速发展的隐患。

酒类属于利润丰厚的行业,经过几年的发展,湘泉集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当时正是多元化热潮,为了实现超速发展,湘泉集团决定紧跟社会风潮进行多元化扩张。即便没有上市资金,湘泉集团也要赶这个潮流。有了这笔上市资金之后,大股东湘泉集团决定抽取部分资金实现产业扩张。

同时,地方政府急于甩掉当地很多困难企业的包袱,意图让效益好的企业兼并效益差的企业,即所谓的“大哥帮小弟”。于是,湘酒鬼和政府一拍即合。那段时间,湘泉集团对湘西、常德两个地区的国企大买特买,一度成为拥有15家子公司的大集团,旗下拥有酒厂、陶瓷厂、药厂等。湘泉集团的当家人王锡炳一度成为州里和省里甚至中国酒行业的明星。

但是,湘泉集团的业绩并没有随着其知名度的不断上升而上升,被湘泉集团兼并的十多家国企的处境在兼并后并未得到任何改善。湘泉集团在支付了大笔收购款项后,发现一切并不像想象得那样容易。几年下来,所兼并的十多家企业中,只有洞庭药厂实现了盈利,其他企业均未改变亏损的局面。

湘泉集团上市之后,其决策层对湘泉集团的发展前景做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为扩大生产规模大幅度进行基建建设。而在这种急剧扩张中,忽视了产品质量管理、市场的接受能力。大量原酒出厂后,因为卖不出去造成库存积压,但原料的投入却在不断占用资金,为加速市场推广的高额营销费用也在不断增加。

“屋漏偏逢连夜雨”,湘泉集团上市后,又与对其至关重要的人物——黄永玉老先生的关系恶化。湘泉集团表现出对黄老先生极度的不尊重,据称企业后来连黄家买酒都不给买。致使黄永玉一怒之下,提出向湘泉集团索要3 000万元的设计费,并将湘泉集团告上了深圳的法庭。最后,因为黄老先生的社会影响力,湘泉集团不得不请州政府出面摆平这件事,并向黄老先生支付了1 800万元的设计费。而这件事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一度影响了湘泉集团的品牌形象。从1999年开始,湘泉集团开始陷入困境。

湘泉集团作为全资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财政支柱,其发展的好坏对整个湘西州财政影响非常大。因此,在湘泉集团陷入困境之后仅仅两年时间,曾经风光一时的王锡炳就被从湘泉集团调出。但是王锡炳的离开并未改变湘泉集团产品滞销的局面,相反,企业开始面临更多的问题。

为了重现湘泉集团的昔日风光,继王锡炳之后,湘西州政府指派田家贵、彭善文出任湘泉集团董事长。田家贵担任董事长期间继续实施文化营销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酒鬼酒的销售额,销售回款达到5亿元。

但是,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湘泉集团内部任人唯亲、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账务不清,贪污腐败的现象随之产生。虽然销售额增加了,但企业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并以一种潜在的亏损方式寄生在流动资产里。仅仅一年之后,州政府进行改选,田家贵离开湘泉集团。

田家贵离开之后,彭善文着手对湘泉集团进行改制。他任职不到一年,为湘泉集团引进了湖南的民营资本企业——成功集团,成为上市公司湘酒鬼的大股东,意图通过吸纳民营资本的方式使湘泉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把湘酒鬼救出困局。

这原本是符合当时企业改制大方向的举措,但很不幸,彭善文引进的并不是一个实业家,而是如同健力宝张海一样的资本家,成功集团虽然账面有钱,但均为转手腾挪所得,它收购湘酒鬼的资金完全来源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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