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给历史学家带来一个难题。当历史学家面对为展现往昔而构架成形且自有体系的模式时，某个特殊证据又该插置于何处？一个个证据并非孤立地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有时还真希望它们最好是孤立地出现，这样则可拼凑证据化为一部历史作品，犹如拼图游戏或彩色磁砖拼图。然而一个证据总是现形于另一个附近。文献是一束又一束，考古挖掘出土的物件，总是伴随在另一个物件之旁，物件所在地往往比物件本身向学者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在一部出版物中，一段文本（以文献选集的形式）或一个事实（以历史叙述的形式）总是放置在另一个旁边。就一研究者来说，心理上很难避免从事物外观的近似（physical proximity）跳跃至主题关联（material relevance）。然而，人们却需要谨记，两者之间或许根本无关。就如同一位粗心的图书馆员将《金枝》（The Golden Bough）置于林木类，一份文献可能只因名称或标题的近似性而被置于错误的系列之中（笔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常遇到这种状况）。假设查阅一个常见姓名人士（如John Smith）的资料，你根本不能确定所查阅典籍中置于此标题下的资料是否就是同一个人的资料。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叙述中。当我们听说某人做了甲事，然后做了乙事，接着又进行丙事，我们倾向于认为其间必有一连续目的，因为某人因甲事而做乙事，然后发现自己所处的形势，于是做了丙事。若非如此，叙述者何必要费心提起这些事？但我们很可能落入没有依据的结论，也许其间根本毫无关联。仅是时间与空间上的巧合，并不保证相关，抑或能导出因果，或是超出自身以外的任何关联。
横向知识与纵向知识
证据必须加以“布置”。历史学家必须将它置于恰当位置。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就需具备所谓“横向”知识与“纵向”知识（horizontal and vertical knowledge）See ch.2，p.23 above for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ntexts.。前者乃指涉及同时期出现诸般事物的相关知识，后者则是先后出现事物的相关知识。
先将横向知识解说如下。假若农民耕田时，挖出一堆枪弹、腐蚀的刀剑、钮扣等，我们可能大声嚷道：“哟！古战场。”然而上述诸物并不能构建出某次古代战役。战役的形成还有赖于大群的人们，满怀敌意、忠贞、恐惧等各种情绪，与敌手相互厮杀，抑或力图免遭屠戮。上述的金属物件，只不过是充满血腥、火焰、烟幕、喧嚣、恐怖和死亡的那场现象中的一粟。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就能设想诸般物件在散落地面时曾出现的各个事件。以《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共产党宣言》，抑或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等著名文献为例，我们若能将它与它周边各事件进行横向联系，乃是十分有益的训练。这也就是用留存下来的证据找出它与同时代却未曾留有证据的其他事件间之关联。任何永垂不朽的经典，都是历史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