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几个旅行者在喜玛拉雅山间雪地上发现脚印，当地人多将此归诸巨大而类人的生物的脚印，称之为叶提（yeti）或丑怪的雪人。由于热带以外地区未曾出现大型人猿，所以仅就这种证据（无论其本身有多少人证），一般论断皆不足以推论存在这种生物。
谁有资格从证据中得出结论？当然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欲分辨一幅画是出自乔尔乔涅（Giorgione）还是提香（Titian），我们当请教艺术史家。欲知一个孩童是出水痘还是猩红热，那就请教医师。欲知狮子去了何处，请问猎人。若要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当询问十二名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可是遇到历史问题，回答就没有如此明显。这是因为，欲就历史进行判断最少需要两种能力。一是专业技术，一是在人生、人性方面有实际智慧，这大多来自长久而广泛的经验。同时兼有二者之人，并不常见。
有关证据的四个问题
今天，这些问题并非总是像其本身那样清晰。尤其是下面的四个问题：何种问题需有证据方能解决？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何种证据方属恰当？欲得出结论，何等分量的证据方属适当？证据的适当又是针对何人而言？对历史来说，四个问题均非常重要，四者在法律、宗教及科学上，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视这些问题，重视应当给予何种答案，在英国大约始于17世纪。简单地说，当时发生的状况乃是有关知识的传统观点退场，让位于与现代观点相似的知识。在变局中，证据观念则扮演了关键角色。
传统观点可上溯到古希腊人，他们对下述两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是“科学”、“知识”、“确定”与“哲学”，一是“意见”、“可能”、“外观”及“修辞”。See Shapiro（1983），p.3.The next few paragraphs are based largely on Dr Shapiro’s work.这种区分又以下述的信念为基础：科学属于天国的范围，属于存在（Being）的领域，而人事则为世俗的或月下的（sublunary or under the moon）范围，属于生成（Becoming）的领域。及至17世纪，上述对比逐渐由一种实际知识谱系取代，其范畴从“虚构”、“意见”一端，经“可能”与“高度可能”，延展至 “确定”一端。并在可以确定与纯属意见的鸿沟间，发展出包罗万象的知识--法律的、历史的、宗教的、科学的。这些知识较单纯的意见更为确实，然而却缺乏科学必备的可验证的确定性。上述发展正是脍炙人口的“现代科学崛兴”中的一部分。See，for example， Butterfield（1957b）.知识的大跃进，有赖于对证据角色的新认识。律师、历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乃一致开始搜求证据以解决各自面对的问题。足够有趣的则是，他们都曾卷入巫术问题，而巫术问题却又能为我们阐释先前列举的四个问题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