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通论的疑问
事实上，如今社会科学家多已接纳上述的两种方法。许多历史学家也接受了这两种方法，虽然他们对建构通用结论仍然相当不情愿。为什么？有时，历史学家认为并无足够的典型事例来说明得出的一般规律的正当性。‘For 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history is likely to be forever handicapped by the smallness of the sample’（Elton，1969，p.41）.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有许多可用的事例，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潜在工作领域--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各种已知事实。社会科学家素来不以得出通论为耻，历史学家却多有踌躇（撇下少数情况中展现的自傲不说），笔者以为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怀疑自身对可能相当广阔范围中的各个事件所知不足（以成功的革命为例，可上起公元前427年科西拉到1989年东欧地区），另一个则是怀疑如何正确区分何种现象可进行这样的分类。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可确定为成功的革命，但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否成功？不仅两种说法都有人认同，甚至有人怀疑它是否真是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就予以否定的回答。假如真有一个历史现象曾经有如此谨慎详细的研究却仍经受如此长久的强烈质疑，那么对两千年来说，甚且更长时间里，亚洲列国的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可否予以正确鉴别，我们仍然能抱以信心吗？也许正是因为缺乏分类学（针对上述现象），乃至在范围更大的人类事务上，历史学家或许比社会科学家能深刻的体认到我们是多么无知。
这种无知的一个方面，解释了历史学家不断就同时出现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搜寻隐含的第三个因素的原因，何以历史学家较社会科学家怀有更多疑虑。前述四肢动物事例中，充作解释的第三个因素，乃是同为两栖动物的后代。See also remarks on chemistry，p.50 above.倘若某人意欲在历史中搜寻类似的解释（就如同向上攀升的社会团体与成功革命的例子），那么人们必然会发现，缺乏类似进化论这样的东西。我们相信我们了解动物是如何进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了解遗传机制。历史上事件的形势与传承，距了解其运转机制（如果真有的话）仍然遥远。（关于历史中因果的详细讨论，请参阅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