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历史与社会科学（10）

在历史学家进行社会、国家、制度、经济体系等的比较之时，他能走多远？奇怪的是，不论历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鲜有人意欲将其研究的社会现象进行细致的分类，也就是所谓的分类学（taxonomy）。诚然，亚里士多德仅列举了158个希腊城邦。而汤因比也只是制作了一个21个文明的表格。不过，至少有一位社会学家曾试图为所有的社会进行分类。See Marsh（1967）.然而，社会实体不像飞禽、走兽或花卉，并不存在公认的分类学。社会科学界缺乏林奈（Linnaeus）这样的人物。比较历史学的大部分著述，仅止步于第二阶段，对观察到的两组特征进行联系。有“历史之父”美誉的希罗多德的著述中就充分表现此类风格，而19世纪斯塔布斯主教的讲座标题“中世纪欧洲比较宪政史”（Th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亦是如此。1928年布洛赫力劝历史学家从事欧洲社会比较史的研究。1959年，以上述为宗旨的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创刊。See Stubbs（1906）；Bloch（1967）.See also‘Comparative Histo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4（October 1980）.质疑比较历史学的效用的，主要是马克思学说。马克思深信所有社会必然历经相同发展阶段，因此可进行全面性比较。1867年，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还警告德国读者，不可无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的命运，正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法则”，这种命运即将出现在德国。这种法则“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Marx（1976），p.91.显然，马克思进入了第三阶段，从若干现象的比较中拟定普遍法则。（有关马克思的细节，请参阅第10章）。然而，马克思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哲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少有历史学家试图从第二阶段（将两种观察到的特征进行联系）进入第三阶段制定普遍法则，更不要说“以铁的必然性”发生的“自然法则”了。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与美国计量历史学家福格尔针锋相对）曾对第二阶段有所述评，他说：“重点乃是不论进行多少类比，均无法在历史中证明什么……真正的（传统的）历史中，类比亦有地位，不过微不足道，而其作用乃是构成思考与探索的刺激……且仅此而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类似，并不能证明任何事。”See Elton in Fogel and Elton（1983），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