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2000~2008年增长迅速，随着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创纪录的高增长率，失业率和贫困率纷纷下降。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给资源丰富的国家带来收益。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普遍的幸福期。
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商业周期在近年来波动幅度减小，也给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和增长可持续性带来了更多的乐观情绪（见图1 1）。经济衰退期变得更短，影响程度更低。例如，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下挫并未导致经济衰退；1990~1991年的衰退持续时间相当短，影响程度很低；类似的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也只导致了温和衰退和缓慢复苏。同时，经济扩张期的持续时间变长。成功地稳定商业周期波动，进入一个低通货膨胀、高增长和温和衰退的新时代，有人把这称为“大缓和”（GreatModeration）。
商业和金融领域的监管放松以及金融工具创新也帮助建立了更为灵活、更具适应能力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大缓和”的实现。人们认为金融资产的风险比以前更低，这促进了更多金融中介的发展，刺激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创新，尤其是通过对冲基金。商业周期的波动幅度变得更小，是因为充足的全球流动性（部分反映了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储蓄），这给人们带来了“稳定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所致”的错误印象。此外，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在加速，但人们预计，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拓展（部分归功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以及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会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低水平。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们预期其他国家会出现“脱钩”（decouple）现象，这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JimO’Neil）提出的概念，并很快被其他人接受。脱钩的概念意味着，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会被各自国内的强劲需求保护，不会受到美国次贷市场崩溃的严重影响。例如，在2008年9月，德国财政部部长皮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ueck）宣布：“本轮危机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也支持这一观点。”许多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业联系已变得多么紧密。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扩张，全球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东亚出现巨额经常账户盈余（欧洲也有程度稍小的盈余），美国则出现巨额赤字。人们对于全球失衡的重要性持有相去甚远的观点。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和米兰达·扎法（MirandaXafa）等经济学家把失衡视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威胁。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伯格斯滕作证说：“全球失衡或许是目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的最严重威胁。”本·伯南克等人则把失衡视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的自然结果，这导致了对美元定价的金融资产的需求膨胀，但他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