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1］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海里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百分之三十的富余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许。这又是一个僵局。不过，这类的工作如果继续进行，我们也许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计划规定采取行动。但在战争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发展。如果能有一两年的时间，镇定沉着地进行安排，则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时遇难）和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海军上将都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议以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进攻的舰队之内，这些船只后来在其他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现有的新舰建造计划和在战争发生时实行的战时扩充计划。
在任何时候，海军部至少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在同时进行。在1936和1937年间，有五艘战列舰已经着手建造，预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间，议会又核准建造四艘战列舰，但从订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还有十九艘巡洋舰正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条约的限制，皇家海军在设计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名誉受到了歪曲和束缚。我们所有的巡洋舰，都是为了要遵照这些条约限制和“君子协定”而取得的结果。在和平时期，舰只便按照这种标准在困难的政治局面下年复一年地建造，用以维持海军的力量。在战时，一切舰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确的战术目标作为标准。我极希望建造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的巡洋舰，装有九点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英寸口径的炮弹的坚固装甲板，而且它必须有很远的续航能力和超过任何现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的速度。在这以前，条约的限制阻止了我们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受它们的拘束，但战时许多事务迫切地需要优先处理，因而使这种长期计划同样无法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