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Breve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Breve。有人递给我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至，差点误了火车。一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Breve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Breve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放另一辆车去了Breve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顺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Breve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Rolland
Et
SaFemme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唯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为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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