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的《对话》是我第一次做电影的画面剪辑工作，就在那部影片的剪辑过程中我发现了真理的一点端倪，就是男主角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的表演总是在我决定下剪刀的地方眨眼睛，这个现象非常有趣，但当时我不知道对此该怎么看。
后来某一天早上，经过一夜的通宵工作，我出去到街上吃早餐，碰巧经过基督教科学阅览室的路边橱窗，里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头版上一篇专访著名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文章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停下来阅读，因为他谈论的正好是我的这个关于眨眼的问题。
对我来说，完美的电影仿佛是在眼睛的后面展开一样，是你自己的眼睛在投射它，所以你看见的就是你想看见的。电影正如思维，它是最接近我们思维过程的艺术。
你看一下房间另一头的台灯，现在转回来看我；然后再看一下那个台灯，再看我。你看见自己做什么了没有？你“眨眼”了。这就是“剪切”。你看了一眼我，然后知道没有必要从我这里连续不断地横摇过去一直到那个台灯，因为你知道中间有什么，你的头脑做了一个剪切。你先看一眼台灯，切，然后你看我。
休斯顿要我们考虑的是眨眼这种生理机制，它打断了我们感官中显而易见的视觉连贯性，我的头可以平稳地从房间一边转向另一边，但实际上我把这中间的视觉图像流切成了有意义的碎片，以便并置、比较重要的信息（上面例子中的“我”和“台灯”），而避免让那些不相干的信息挡在中间。
当然我能用这样的方式做出的信息并置是有局限的，我不能在时间或者空间中作来回穿越，而这一点正是电影和梦的特权。但即使如此，光是我转头而产生的这种视觉的跳跃也可以是非常巨大的，比如从眼前的大峡谷到身后的大森林。
我读了那篇文章后，就开始观察人们，看他们何时眨眼，接着便发现眨眼的理由完全不是我们中学生物教科书上说的，是为了润湿眼球表面。如果那真的就是全部理由，那么对于一个既定的环境和既定的个人，其眨眼的频率就应该是相对固定的、机械的、可预测的，并根据不同温度、湿度、风速等环境条件而改变，你只会在眼睛相当干燥时才眨眼，那个秒数在每个环境中都是个固定的常数。显然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人们有时候会好几分钟不眨眼睛，有时候又会不停地反复眨，中间有很多的变化。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使人们眨眼？
一方面，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某人在生气时怒眼圆睁，眼睛一眨不眨的情形，这时候他的头脑中充满了一个唯一的想法，是这个想法抓住了他，使他克制了眨眼的冲动和需要。 另外还有一种愤怒的情形是相反的，它会让人不停地眨眼，这是因为很多互相冲撞的思想和情感在胸中激荡，你不得不无意识地用眨眼来试图分开这些思绪，把事情弄出个条理，从而控制局面。
这么看，我们的眨眼频率，跟我们的情感状态、思考的特质和思考的频率相关度更高些，而非仅仅与我们碰巧置身的空气环境有关。即使没有头部运动（像休斯顿的例子那样），眨眼也具有某种帮助将思考做出内在区隔的功能，或者它无意间流露出了我们内心正在经历这种区隔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