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医生的时候，当你告诉他你的胳膊痛时，只有庸医才会立马掏出手术刀，在你的胳膊上动手术，那样的话你就会不光是胳膊痛了，还会加上手腕痛和肩膀痛。而有经验的大夫会给你做全面检查，拍个X 光片，最后下诊断说，疼痛可能是肩部某根神经的萎缩引起的，只是你正好感觉在胳膊处，是肩膀的疼痛反射到胳膊。观众反应也是那样，当你直问他们：“你最不喜欢的戏是哪场戏？”80%的人会同意说某一场戏最不喜欢，你的直觉冲动是去“解决”这场戏，或者把它删掉。但很可能那一场戏本身其实没问题，问题可能是由于观众没有理解到之前某个他们需要知道的别的事实，才使得这一场戏看起来不对劲。
所以，不是要修改这场戏本身，你可能需要澄清一下五分钟前的某个说明段落。不要简单地在胳膊上动手术，去找找是不是别的哪里的神经萎缩了。观众是不可能直接告诉你这个的，他们只会跟你讲哪儿疼，而不是疼的根源。
剪辑的选择在临近发行期限的日子里会显得格外艰难，因为这时做出的改变会是永久性的。如果作为剪辑师的你在这时候对什么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你应当毅然决然地、令人信服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或许你得加班熬夜，为你的想法做出一个测试版，大致勾勒些什么，但你也要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搞清楚自己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在恰当的时机才把自己的想法呈现给导演或者制片人。而如何进行这一步，也跟你自己的整个工作经历有关，跟你被聘请的方式有关，跟你尊重导演的程度和导演尊重你的程度都有关。
我特别记得某一次，在《朱莉娅》的一个试片会之后，我跟弗莱德·齐纳曼争论着该如何对片头的结构作最后修改，因为它好像无法让观众明白。影片的前部分有一个嵌套的闪回，是一种记忆的记忆的记忆的记忆，或许套了太多层吧，我就建议去掉一场戏。这场戏在影片的结构中占有一个独特的时间段（没有再出现过），我们决定删除它，因为这样一来剩下的几个场景就能自动串连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段落。我开始断开剪切口，胶片分开时发出吱吱的声音，仿佛是在痛苦地喊叫，齐纳曼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情景，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读剧本时，我是在读到这一场戏时，知道我能拍好这部电影的。”
我短暂地停了一下，看了看他，然后继续断开其他的剪切口。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只能坚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我们是在错误地剪掉整部电影的灵魂，还是在切除可有可无的阑尾呢？
现在想来，我相信那段戏确实是阑尾，我们把它切掉是对的，虽然它在某一阶段确实有着某种奠基性的功能，即它把弗莱德·齐纳曼与本片联系在了一起，但一旦这种联系建立了起来，齐纳曼的感知就已经跟上并最终穿越过了那一场戏，进入到了影片所有其他的场景之中。终于，可以不伤影片地移除它了。
但是那样的情形总还是让你踌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