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传来了他们今天早上就已铭记于心的那种几乎难以听清的、如同叹息一般的声音。他们下意识地迅速做出俯身的动作，就像一阵微风拂过麦田，但谁也没有卧倒在地上。这时他们的耳朵已经足以判断出这些声音很远，况且地面很泥泞。从树林深处机场的方向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缓慢地、大跨步地朝着他们这边靠近。他们数出有两串五发的，一串四发的（可能另一发坏了）。如果只有一架飞机的话，它肯定是一架大飞机。在接下来的那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里，可笑的高射炮又连续不断地向天空打了几分钟没用的炮弹。然后，警报器开始全线发出短促凄厉的、如同打嗝一般的叫声，表示警报已经解除。
三连的人开始大笑起来，哼哼鼻子，然后彼此拍打后背。沿着椰林长长的走道，警报器继续急促地、没命地叫着。军官和士兵们都好像在彼此庆贺对方度过了这场空袭。这持续了几乎有一分钟，然后军官们想起了自己的尊严，便各自离开了。警报声停止了。而这两群人中的笑声和拍打后背的动作又延续了几分钟。最后，这也停了下来，他们在黑暗中试探着脚步，纷纷回到了自己歇息的地方，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巴不得没有哪个真正的老兵看到了他们惊慌失措的表现，然后重新开始想办法躲避寒冷和潮湿。
就这样他们过了一夜。谁都没有睡。夜里还有另外五次空袭。如果“查利牌洗衣机”是个单枪匹马的战士的话，他肯定是个精力充沛的战士。他肯定一宿没睡。三连也是一宿没合眼。在一次空袭中，最后一串炸弹的最后一枚落在了他们前面一百码处的地方，损毁了一个高射炮阵地，炸死了两个人——当然，全都是意外。那炸弹离他们太近了（震耳欲聋，如同特快火车一般无情地飞奔而来），使他们全都趴在了地上，又弄了一身泥水。第二天，两个齐胸深的大坑便出现在补给帐篷的两侧。大家都在想，如果那串炸弹再多一枚的话，它很可能就会落在靠近他们宿营地正中央的地方。早晨，他们都走出了帐篷，放心大胆地走进那温暖的、令人振作的阳光中，看见彼此长满胡楂的脏兮兮的面孔，眯起眼睛在瞅望；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看到的人都已经变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变得更多。被师里的计划作训处称为“适应期”的这两周经过筛选归纳，生活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节奏。一方面是相对安全的、烈日炎炎的白天，另一方面是又湿又冷、蚊群出没、警报和恐惧充斥的夜晚。而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关联，前后也没有连贯性。白天里有许多关于恐怖的谈资笑柄，因为在阳光下，夜里可怕的事显得并不可信。但是当黄昏，当那个深沉的热带黄昏突如其来时，白天的一切就都被搁置一边，天亮之前不会再提起，他们都在为过夜做准备。白天可能有活要干，也可能闲着，或者还可能进行一点儿训练。夜里总是千篇一律。
每天大家都在附近的河里洗澡，河的官方名称据他们了解是加瓦吉河。每晚他们都要刮一次脸，就用河里的水盛到头盔里，放在小火上烧热了来用。也有时候——在白天——他们走得远一些，到丛林里去，到奎因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个正在迅速腐烂的日本人依旧四脚朝天地躺在壕沟上面。他们在丛林中发现的这一个阵地是科利角战役最后阶段的战场遗址。日军的一支大部队曾在这里被围歼了，沿着加瓦吉河可以在丛林内外找出日本工事的整个外围。他们这么做了。这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他们还步行去过其他有趣的地点。他们到过海滩，到过科利角，也到过种植园园主的大宅院，那里如今已被打得弹孔累累，被主人遗弃了。有几组人甚至在不同的日子里，搭着卡车，一路沿着泥汤般的道路，穿过无边无际的椰树林，跑到了几英里外的机场。在机场里，轰炸机顶着懒洋洋的烈日起降。机械师们光着上身在椰树的树荫下工作。然后这几拨人又搭车回去。在他们往返途中去过或见过的以及沿途经过的所有地方，卡车和士兵们都在忙着储备大量的物品，准备即将到来的进攻。他们心里明白，自己都将是这场进攻中的一部分。这一切仍然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
在经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能够坐下来，沐浴一下热带地区炽热的阳光是一件极美好的事。阳光让人重新有了活力与精神，在带来热量与白昼的同时，每天它还让人们重新清醒起来。阵阵的微风拂过，吹得棕榈树叶飒飒作响，在地上映出斑驳的树影左右摇摆。热带地区烂泥的恶臭从地面升起，暖烘烘、潮乎乎，让人难以忍受。
然而不光是玩耍。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船只抵达，卸下部队和补给品。几支能抵得上一个排的小分队，由各自的下士指挥着，被征调来帮忙卸船。这就是他们初到的那一天敬畏地看着别人干的活，如今他们变成了这方面的老手，也熟悉了偶尔发生在白天的空袭。没有船只抵达的日子里，这几支小分队得去帮忙把补给品从海滩转移到后方树林的大暗窖里。每天早上都有一小时高强度的健身操。每个人都觉得这很愚蠢，但这是师里明令要求的。他们进行过几次小的尝试性的行军练习，几乎跟走路没什么两样。有整整一天被临时安排进行步枪射程内的武器试射练习。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
什么也没有影响夜晚的生活。
夜里从来都一样。先会是晚饭，之后也许会有半小时额外的暂缓时间。然后便到了黄昏，他们无奈地坐着看它到来，无助也无力阻止它。接下来就是黑夜。不用再命令和督促，第二天早上他们就都已挖好了狭长的掩壕。他们现在睡觉时都随时准备跳进掩壕里去，管它湿还是不湿，也不管警报器何时响起。半睡半醒地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从天罗地网般的蚊群中冲杀出去（首先从来未深睡过，只能够半睡），然后摸索到帐篷外面的坑里去。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担惊受怕，如若不被炸弹击中，也会成为成千上万只蚊子的目标。后来再在黑暗中摸索回帐篷里去并尽可能一笑了之，而事实上你却很尴尬。这就是夜晚的生活。没有什么英雄色彩，只是有失尊严。夜里他们越来越有几分猫的神态，疑神疑鬼，郁郁寡欢。脸阴沉沉的，两眼放着光。最后，天终于亮了，他们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这种像患精神分裂症似的奇怪生活，这种黑夜与白天的截然不同，在他们奉命转移宿营地时变得更加分明了。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寻找丢失的帐篷、行军床和蚊拍，第四天把它们搭建起来，接着住了两天。然后他们不得不转移，全部重来一遍——这是很难干的活，需要乘卡车长途跋涉，用人力运送帆布帐篷，并重新挖掘所有的掩壕。难上加难的是，每天至少有一个排，通常是两个排不在连里，被派遣到海滩上去。派去的理由很可能是要让他们离卸船的地方近一点，在需要卸船时可以更方便些。但他们并不肯定，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某位后勤专家在某张图表上把这统统都设计好了。结果便是把他们放在离机场更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不是仅仅偶尔会有一颗炸弹落到他们身边，而是他们现在正处在落点的中央。同时被业内人士称做“地滚球”的杀伤炸弹每晚都在他们四周爆炸。出于这样一个理由而进行的这样一次转移从某一观点来看可能有它滑稽可笑的一面，尽管如此，三连中却很少有人嘲笑它。
在旧宿营地里你有做决定的资格。你能够自问是愿意出去待在你的坑里还是不去，勇敢地留在床上。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大部分人都愿意出去，但犹豫不决还时有发生。在新营地这种选择就不存在了。你必须出去躺在坑里。你也乐意为之。
很奇怪只有一个人受伤。印象中应该有更多人。三连周围的其他连当然还有伤兵。三连受伤的是一等兵马尔，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乡巴佬，跟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他是个高个儿，常年劳累，一个不愿意离开父亲农场的被征入伍者，他就没怎么喜欢过军队。在空袭中一块“地滚球”炸弹的弹片呼啸着飞入他趴着的坑里，他的右手就像是被外科医生动过刀子一样，被整齐地切掉了。马尔喊叫的时候，旁边的两个人跳到他身边用止血带帮他止血，直到卫生员过去。炸弹落在三十码远的地方，好在这时候“地滚球”已经在地上滚了好几大步了。
因此马尔成为连里第一个真正受伤的人。还真够倒霉的。他受到了同海滩上伤员们一样绝对温柔的对待，可他也并不比他们更喜欢这一点。所有能为他做的都做了，但是马尔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哭闹起来。他向来就不是个聪明人，没想通他还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