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跟着父亲与巴金远足，遭遇敌机掉下颗炸弹
巴金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他比沈从文小两岁，但是沈从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巴金还在恋爱中。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萧珊是因为喜欢巴金的作品，进而爱上了巴金这个人，那时她还是一名中学生。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说：“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一九四〇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一九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
沈龙朱记得巴金到家里来的事情，他记得巴金是从重庆来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九四一年。这一年，沈龙朱七岁。
二〇一一年，沈龙朱回忆说：巴金来昆明看望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女朋友萧珊，爸爸就把他邀请到龙街我们家里来玩。到了家里，父亲就说：“得了，我们到滇池边上去看风景吧。”
从住的地方到滇池，可能有五六里路程。我们到一个叫乌龙浦的地方，是早期难童学校所在地。那是山上的一个旧庙。我母亲当年在那里教书的时候，还有她的床位，我和母亲都在那里住过。
旧庙前面是峭壁，峭壁下面是滇池，滇池下面是小码头。晚上，住在那里，可以听到滇池的浪声，听到哗啦哗啦水拍打着岸的声音。旧庙的后山上，是一片松林，松林在夜里发出松涛声。水浪和松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陪巴金看滇池的时候，难童学校已经没有了。
我们从家里出发，他俩说话，我就跟着跑，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吃的。因为好几里的路，这样的观景，就好像是一次远足。
我们到小山上去看看风景，再上到后山松林底下。那里树大草茂。我们在草地上坐下，底下是悬崖，悬崖下面是滇池，再望去，是西山。从我们那边看，西山有个特点，就像一尊睡佛，像一个人躺在那里。我们能看得出来他的额头、鼻子、嘴、下巴颏，然后顺过来是身子了。这是很有名的风景，我们那个地方刚好能够看见这完整的卧佛。晚年巴金也记得这件事。他在《怀念从文》里说：“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小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我也感觉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
沈从文与巴金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二年。那年，沈从文三十岁，巴金二十八岁，都已经用手中的笔，打拼出一点点名气。自此，两个人的交往开始了，有时候甚至住在一起分别创作。友谊很深，而见解不一定相同。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我有我底爱，有我底恨，有我底欢乐，也有我底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底信仰，对于生活之信仰。我底生活并未终结，我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了一点含糊的概念。……我还年轻，我还要生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略晚于巴金写《激流·总序》的一九三一年，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边城·题记》这样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一个是在“激流”中“要”主观地“征服”，一个是在“朴素的叙述”中寻求“理性”。沈从文与巴金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那时的巴金还是个癫狂诗人的话，那么沈从文已经朝一个思想家在努力了。沈从文在一九三五年写给巴金的信，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
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我说得“调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 到了一九四一年，两个人已经不再为信仰而争论了。但他们讨论了一些什么话题？七岁的沈龙朱只顾自己玩了，并不曾记下。但是，两个名作家和一个小孩正沉浸在自然的美景中，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沈龙朱说：“我们就在那儿欣赏风景，结果半截，飞机过去了。当然是煞风景了！”
我和父亲、巴老伯，躺在草地上，仰着头看天空，敌机就在我们面前向昆明飞过去。这已经使在树林中看风景的我们不太舒服了，既而听到敌机在城里乱炸一通。我觉得父亲和巴老伯心情沉重。
没过多久，敌机折返回来，飞得很低。结果，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忽然一架飞机波动了一下，只听见“吁吁吁吁”的声音下来了，是炸弹掉下来的声音。
父亲赶紧叫我们翻起来，“趴下趴下”，他用自己的身体捂在我们身上，趴下。瞬间，轰隆一声，我们没看见，但是炸弹爆炸了。
隔一天，我们才知道一个插秧的农妇被炸死了。原来，这颗炸弹在城里头没有脱开钩，到了这儿脱开钩，掉了下来。
那位农妇很不幸，我们只能说有些扫兴。也许沈从文为了减轻太太的负担，把一个儿子带出去玩，同时孩子也可以见识一下世面，结果，却遭遇了敌机掉弹的事，幸好无碍。沈龙朱认识巴金时间很早，叫巴老伯。沈龙朱说：“其实他不姓巴，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不姓巴。爸爸教我们用四川话讲‘巴老伯（bei）’，我们用湖南口音夹杂着叫。而巴金是纯四川口音，和爸爸的口音有点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我问沈龙朱：“你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巴金不姓‘巴’的？”
他说：“至少是初中，巴金很有名了，我知道《家》《春》《秋》都是出自他的手，都是名作。父亲写信给巴老伯，叫‘芾甘’。我问：‘李芾甘？怎么回事？’父亲就给我讲，我就知道了。”
我问：“在呈贡，你知道冰心不姓‘冰’吗？”
沈龙朱说：“不知道。那时我们一直叫冰心阿姨，或者叫吴伯母。知道她不姓‘冰’也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了。”
未上高中，沈龙朱便知道了冰心也不姓“冰”。他告诉我：“十几岁以后，这些作家的名字就都知道了。不过，真正冰心的作品看得不多，巴金的作品也看得不多。我所处的时代是，他们最火的时候，我年龄太小，看不懂。到我能看了，苏联文学盛行。所以，我没有追着爸爸这代作家疯狂阅读。”
巴金在呈贡乡下住的时间很短，就两天。沈龙朱说：“他那次去昆明，主要目的是看望萧珊。这在抗日战争早期。之后，巴金就回重庆了。一九四六年，我们从昆明到上海又重新见面过。我跟着父亲一起去他的家里拜访。”
二〇〇四年，巴金一百岁，《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的陈徒手委托我向沈龙朱组稿，沈龙朱就写了一篇短文回忆巴金与沈从文的交往。在短文中，沈龙朱主要写到重返北京的沈从文，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而巴金等老朋友，专门到家里来看望父亲。
那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沈龙朱十五岁。他回忆说：“……出席全国文代会的巴老伯专门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八月，父亲终于真的撇下写作和大学教职，去历史博物馆从新开始他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巴老伯的慰问、关怀在父亲克服思想上的病痛中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在我们家庭那么一种艰难情况下，能得到老朋友的关心，就叫人终生难忘！”（引自沈龙朱：《珍贵友谊》）
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写了《怀念从文》，一时传为名作。沈龙朱说：“作为家人，我反而是从巴老伯的文章和他对父亲的友情中，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也认识了他们那一辈作家朋友间深厚感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