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信中引述两位著名记者的话。第一位是上面曾提到的雨果·扬。他曾在《卫报》上撰文说戴克曾为工党捐助5万英镑，他被任命为BBC的高管不合规矩，而此事无人问津令人气愤。他说，如此做实际上是破坏了BBC的公正性原则。他得出的结论是：
戴克被任用说明了BBC对自己价值的忽视。BBC任用这样的人说明BBC不再关注原则的细节，任用这样与布莱尔关系非同寻常的人，就如同布莱尔随便处理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样可怕。事实上，这就等于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忘记一党政府危害、一党国家机器的危害，一个认为排除了保守党就天下太平，就排除了世界大同的危害的时代的开始。戴克进入广播中心是BBC的耻辱。我们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布莱尔主义可以击溃任何对手，超越任何政治。
我引述的第二个人是曾担任《新政治家》编辑的约翰·劳埃德。他曾于2002年10月在Prospect杂志发表题为《媒体宣言》的文章。劳埃德在文章中说，近些年，右派们不像以往那样发表抱怨，指责左派在媒体上的偏见。他说：“这部分说明英国的右派已经失去了能量，BBC占有40%左右的电视市场和更大的广播市场，由左派主导的在广播媒体上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回复。董事会成员们发现我的信“很有思想，表述也很清楚”,他们就我提出的问题与戴克和萨姆布鲁克等人进行了讨论，他们同时也对萨姆布鲁克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反驳意见印象深刻。有鉴于根据“您信中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得出BBC的节目制作系统地持有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再次证实在最近几年的年度报告中董事会集体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BBC新闻间的内部文化使人们有机会表达与主流声音不同的意见。
我很失望。董事会的这个回复让我感觉到我的观点被BBC高级执行机构回绝了。就像我在本书早些时候提到的那个比喻一样。在一个黑人男孩被害后，有人指责伦敦警察有种族主义嫌疑。警察局内部讨论了一通，最后的结论是“警察内部的种族主义问题子虚乌有”。要BBC承认自己有问题，与要求警察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问题一样困难。如果不是这样，就太令人吃惊了。BBC自己的新闻标准是它可以对任何机构进行质疑，从国君到一般平民。它甚至根本就不能接受大公司私下做任何事。但我对BBC的指控结果又怎么样呢？BBC新闻部主任萨姆布鲁克被董事会召见。你猜结果是什么呢？这位新闻部主任告诉董事会说，根本就没有我提到的那些问题。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期间，一些细节也值得玩味：除了给董事会成员写信之外，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对萨姆布鲁克说过。但董事会的回信最后说“BBC新闻间内部的文化使人们有机会表达与主流声音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说，新闻间内部已经有了“对话”。我已经落入反对者的唇齿之间，至于“感到能够表达非主流的声音”一说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在BBC很难做到这一点。
戴维斯的回复至少说明BBC这个老套的管理系统中的一大弱点。BBC是个拥有30亿英镑年预算的大机构，董事会中有12个人高居管理顶层，但管理高层对新闻知识了解甚少。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那些高级主管、高级编辑和主任的手里。我的信本来可以成为董事会展示解决问题决心的机会，但很可悲的是，他们根本就不想这么做。我并无意指责这些人的人格，包括戴维斯、萨姆布鲁克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人格，对他们的人格我甚至从未怀疑过。但是因为怀疑伦敦警察局的“种族主义”歧视一事，让我不得不把机构偏见的问题公之于众。如果认可内部文化可以阻止人们看清自己的失误，那么调查这些内部问题的人就不应该是同一伙人，也就是说运动员与裁判员不应该是同一伙人。2003年3月，我收到了董事会主席戴维斯的第二封信，但当时BBC陷入了一场危机，因此无暇回应我的抱怨。在一年的时间内，BBC的主要人物都做猢狲散。那些回绝我提议的人一个个都风光不再：戴维斯和戴克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而辞职，新闻部主任萨姆布鲁克和达梅泽也被调离BBC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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