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急转直下，我很愤怒地又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后来，他给我回了一个比较缓和的答复，承认他认识到我的动机是纯正的，但同时也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列举了一大串名字：瑞德·利德尔①51，凯文·马修②52，尼克·罗宾逊③53和詹姆·帕克曼等一些人，说这些BBC的记者编辑并不像我说的那样是什么左派，对此我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对他说，我从来没有说BBC的所有人都是左派，或者每个记者都受到了左派的影响。问题是很微妙的——我估计以达梅泽的智商，他不会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简直都要疯了。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要BBC履行自己公正、客观的诺言而已。但很显然，BBC自己的内部文化使它对此根本就无动于衷。2002年3月，BBC公布了一个对BBC所有政治栏目的评估报告，这个报告是由“晚间新闻”的前编辑丝安·科威尔主持进行的。我就BBC缺乏公正性问题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她的回信很简单。她保证说会对我的邮件进行思考，并建议我读一本书，伯纳德·古德伯格写的《偏见》（Bias）④54。这至少是个很好的建议，曾在CBS担任记者的古德伯格有关怎么看待偏见的经验使我产生了共鸣。
2002年8月，BBC电视新闻主任罗格·摩西针对有人讽刺BBC主持人为“粉红的左派”的行为，在《独立报》上发表回击文章。摩西的文章刊出的时间正好是那位在《新政治家》担任编辑的走穴的左派主持人主持BBC节目的几个星期后。在那年6月份，另外一个与史蒂夫一样曾在BBC后来又转到《新政治家》工作的人，与史蒂夫一样，又回到BBC主持节目，并且是连续三个晚上主持“今晚世界”（The World Tonight）栏目。和史蒂夫一样，这位约翰·卡姆纳先生在主持完BBC节目后，又转脸充当BBC另一档节目的嘉宾。
我对摩西说：“我给您的问题是，您自己不觉得这有些不靠谱吗？”对此，他的答复是：
如果是你我私下说，我要说：“是的，您说到点子上了。”我觉得奇怪，也对他们说了我的想法。“晚间新闻”的安德鲁·尼尔①55说了一大通理由，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BBC新的“利益冲突”指导原则被证明是一个很有用的框架，但它并没有禁止诸如卡姆纳这样的人主持节目，但我觉得保证在BBC有不同的声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在我与BBC各色高管的通信中，摩西的这个回复似乎最接近承认BBC有偏见的可能。他甚至建议，如果我真的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应该给新闻委员会直接写信，因为这个委员会是决定BBC报道政策的机构，他们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但达梅泽根本就不同意我这样做，我走进了一条死胡同。2002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条路为我开放。
对多数BBC员工来说，BBC董事会很神秘。直到2007年董事会被取消前，这个由12位男女组成的董事会每月都在广播中心一个全木料装修的会议室内开会。对一般人而言，这些决定BBC命运的人似乎特别遥远、神秘，很少有人能够知道这些神秘人物的具体角色。事实上，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些人就是BBC，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才是能够决定BBC行动的人（我之所以说“理论上讲”，是因为这些人在BBC的日常报道中影响不大）。虽然区区12人要管理偌大的BBC是无论如何都力不从心的，但我最终还是决定把我对BBC内部改革的意见提交给他们。
但起初我犹豫了，我毕竟只是BBC的一名普通员工。我在“今日”栏目当记者很受用，但坦率地说，我是个对外界反应很敏感的人。一旦你对“偏见”有了意识，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偏见。为什么这个采访这样进行？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这样问？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人总是有很正面的印象，而对另外一个人却是很负面的印象？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这个问题很积极？如此等等。最后我还是坚定起来，给这12个人写了信。毕竟BBC对他们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是公共利益的托管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保证BBC履行它的义务。”①56我想，是检验这种许诺的时候了。
2002年12月初，我给这12个人每人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BBC的关切，信发出后我就焦急地等候回音。圣诞节前，董事会主席盖文·戴维斯回信给我，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您在信中所指的BBC节目偏见的问题。鉴于您没有列举具体的节目或新闻，使我们很难对您的意见予以评估。”这封信给我开了条路。2003年3月，我写了一封更长的信，列举我关注的问题。作为佐证，我列举了一些我认为是偏见的实例，其中包括上面曾提到的史蒂夫和卡姆纳的事。另外，我还列了一大串从BBC跳槽到新工党工作的人的名单，并指出跳槽到保守党政府同事的名单远远无法与这份名单相比。我认为，这种情形足以显示出BBC组织内部倾向性的实际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