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建清
在英国，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有“愤怒的年代”之称，因为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一批被称做“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称雄文坛，引人注目。这批作家包括约翰·韦恩、金斯利·艾米斯、约翰·奥斯本、约翰·布莱恩、艾伦·西利托、科林·威尔逊。他们的创作表达了战后人们普遍的幻灭感，宣泄了青年一代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愤怒情绪。
约翰·韦恩生于一九二五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五三年发表长篇小说《误投尘世》（Hurry On Down），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此后十余年间，他相继创作了《生活在现世》（Living in the Present,1955）、《竞争者》（The Contenders,1958）、《女旅行者》（A Travelling Woman,1959）、《打死父亲》（Strike the Father Dead,1962）等。这些小说的故事多有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是共同的：愤怒。韦恩以现代“流浪汉”，或称“反英雄”（anti-hero）的形象塑造，大胆直率的文学语言和下层社会的表现视角构成了他对战后英国现实的嘲讽和批判。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这场文学运动的慢慢退潮，韦恩的创作也主要转向诗歌和文学批评。
韦恩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愤怒”的青年的形象。他们对战后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具有强烈的叛逆情绪，并拒绝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念，从而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们的愤怒首先是针对教育的。他们大多出身中下层阶级，但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他们有了较多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可以进入名牌大学深造。应该说，较多的受教育机会也就意味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及较多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也正是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成果。但愿望与效果、理想与现实常是矛盾的或不统一的，而且，等级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即使是大学教育也并不保证就能把一个来自中下阶层的子弟造就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或“社会栋梁”，四十年代中期英国工党实施的教育法案无法实现让他凭借所受教育出人头地甚至飞黄腾达的金色梦想。这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旦走出校门，就会发现自己在现实面前进退失衡，难以立足。于是，他们对所受的教育深感失望，不禁满腹怨恨。韦恩的小说由此触及了一个十分现实且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受过教育的来自中下层的青年或平民子弟的出路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小说主题：一个青年如何在社会立足？但在韦恩笔下，这一主题具有二十世纪的或者说现代特征：这代青年对社会和人生缺乏足够的信心。
《误投尘世》的主人公兰姆利步出大学校门，感到无所适从，无路可走，前途渺茫。他将他遭遇到的这种失败、这种处境归咎于教育，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十分虚幻，在现实生活中一无用处。而且更糟糕的是“大学里三年盲目又不像样的填鸭式教学并没有给他训练出一个适合认真思维的头脑”。多年的教育已将他弄得十分虚弱、十分呆板，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甚至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他愤愤地想：那些劳动者从生活中获得了激励，进一步磨砺了自己的锋芒，而他自己呢？他的锋芒却已被自己所受的教养和教育有步骤地磨掉了。从育婴室开始，人家就一直教他说话时要把声音压低，教他尽一切可能避免出头露面，教他听从别人的旨意。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他被掷进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前，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适应别的更幸运的年代的需要而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