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势”
就在汉哀帝忙着与男宠董贤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时候，王莽在做什么呢？
他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低调地待在封地新都，一待就是三年。
这三年时间，王莽像普通百姓一样安安静静地生活，低调、隐忍，既不卷进朝廷纷争，也不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俨然一副与世无争的退休老干部作风。但这只是表面。
此时的王莽刚刚四十岁出头，正处于一个男人整体素质的黄金时期，他不可能甘心就这么一直蛰伏下去。退，是为了更好地进。不然，这“退”就是名副其实的懦夫行径，而王莽显然不是懦夫。
古往今来，欲成就一番大业，必然离不开三样东西：道、势、术。“道”是思想和理念，是境界和眼光，它属于战略的层面，决定着终极的高度。“术”是做事的策略和方法，是执行力，是细节，它属于战术层面，决定着效率。而“势”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它很模糊，可以是地位、权力等硬实力，也可以是人气、威望、名声等软实力。“术”和“势”都是“道”的推进动力，好比火箭的推进剂。而“势”又是“术”和“道”的催化剂。有“势”，则“术”能事半功倍，“道”能有所凭恃。无“势”，“术”寸步难行，“道”更是仅仅成了虚空的理论。
最佳的状态，当然是这三者天衣无缝地结合。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来看看王莽这三年到底做了些什么。
王莽的“道”，就是他所学的儒家思想。这三年，无繁忙俗务的纠缠，正是读书悟道的好时光。王莽似乎回到了当年的学生时光，他把之前的儒学著作一本本拿出来，孜孜以求，反复研读，以求从中找寻可以治世的良方。
当时，困扰西汉王朝的两大危机是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残酷无情的蓄奴风气。达官贵人们，都以兼并土地和购买积蓄大量奴隶为己任，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而在后来的王莽改制中，对上述两点弊病的改革是重头戏。
也许，正是在这三年的静悟中，王莽从儒学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顺手绘制好了日后的执政蓝图。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质变。
由此，他从一个懵懂的政客，化身为一名政治家。因为，政客与政治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个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而后者则拥有政治理想。
再说说王莽的“势”。
王莽向来注重自己的名声，这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为官之后，他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不给自己身上留下任何污点。
他廉洁、简朴、待人谦恭、公正不阿。这些品质，为他赚取了丰厚的声望。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他故意为之，是虚伪，是表演。没错，《汉书》上就是这么推测的，但也仅仅是推测。而且不要忘了，《汉书》是东汉朝的史官修的，而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是刘邦的子孙，是王莽的仇敌。所以，我不全信《汉书》，我信王莽——作为一个信奉儒学且年少贫寒的人，他这样做完全可能是出于真诚。或者说，他认为，做官就该如此。
在封地的三年，王莽谨慎克己的日常行为，使他的名声保持了之前的水准，而这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则为他原本就良好的名声锦上添花。
这件大事是：王莽的次子王获，因为一时发怒，把府上的一个奴婢杀死了。这事儿很快传播开来。
其实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只因为契合了当时的两大社会矛盾之一——蓄奴之风愈演愈烈，而且王获又是王莽的儿子，所以才引人关注。
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等同于牛马，奴隶的所有者是可以随便处置奴隶的。所以，杀死个把奴婢，根本没有必要偿命。
但王莽却告诉王获：“你得抵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