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心目中是成功的典范。而杨度留学日本，一方面学习日本经验，另一方面却不肯盲从日本人的劝告。在争论中，杨度甚至还用了“今有一言正告先生可乎”这样强硬的语气，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嘉纳之下，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不过，与一般的“年少气盛”不同，杨度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功名（举人）、一定社会经验的士大夫，他对嘉纳言论的不满，更多的是基于对日本人的“亚洲主义”的警惕。嘉纳治五郎是日本“代兴支那教育”的坚定倡导者，初看之下，是中国的国际友人。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他的立场实际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的反映。这一概念本身很复杂，“亚洲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对自身的一种定位。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遂打出了“亚洲主义”的旗号。强调的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各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
然而，这个亚洲联盟以谁为主呢？那就是日本。所以，“亚洲主义”除了包含着对西方的抵抗之外，还包含着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它可以简化为：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这样一种以日本为中心带动亚洲整体富强的观念，对于非中心的国家中国、朝鲜而言，实际上是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被”日本代表了。杨度质疑嘉纳治五郎的“亚洲主义”的立场，正是对日本扩张主义的警惕和忧虑。所以，当嘉纳治五郎谈到“支那人”应该臣服于“满洲人”之类的言论时，杨度反应尤为激烈。
嘉纳不得不承认，对于满洲、支那两种教育，要各去其压制、服从两种根性，不能让满洲人以喜怒为法律作威作福，也不能让支那人以奴隶之性甘愿匍匐于满洲人之下。
最后，杨度与嘉纳讨论了公德教育问题。在如何造就适合于时势的公民问题上，二者达成了共识。
讨论完毕，杨度道别而出。他感慨：我国的爱国人士，你们不要因为我跟嘉纳的辩难而责怪我失言。我国自从兴教育开始，就以取法日本为捷径。我们来日本留学，是为了兴教育；日本也是以代支那兴教育为己任。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当奴隶吗？如果不与嘉纳辩难，我们有几个人能不至因为听了嘉纳的话归国从事奴隶教育的？我正想荟萃全国言教育者，共谋精神教育的方针，统一全国的教育宗旨，振奋民族精神，又怎么能不先与主持我国教育的嘉纳君辩难呢？数次辩难，始得一公理主义，就连嘉纳也不能不服从这公理主义。能施至善之教育于我国民，能布独立之精神于我民族，则国家赖此有前途。就算我一人获失言之咎，又何足惜！
这时的杨度，已经不是那个蛰居乡间、满脑子《春秋》治国观念的旧书生，而成为一名具备国际视野与现代政治素养的新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