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燕南园57号的冯友兰(9)

冯友兰一家先是住在燕南园54号,后来迁至57号。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所小院里度过的,因此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命名为“三松堂”。3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之自序”中写道: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这“庭中三松”,似乎确有一种特别的“寓意”。冯友兰的个人经历,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有人归结为“冯友兰现象”。那或直或曲、形态各异的三棵松树,似乎正可作为冯友兰人生道路中不同时期的象征。

初进燕南园,正是冯友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情绪极为低落的时期,当时他甚至想辞职归家“自谋生路”,或者离开教育界。然而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开始努力争取适应新的形势。客观而言,冯友兰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恶感,早在20世纪20年代写《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较优。”30年代考察各国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封建社会是“贵贵”,资本主义社会是“尊富”,社会主义社会是“尚贤”。不管他的认识是否正确,但他认为“尚贤”是最合理的,所以才带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好感在回国后大加宣传,并因此招来被捕之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与自己的理论学说并无矛盾,但古今中外对哲学的研究有各派各系,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作为“百家”中的一家看待。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成为惟一被认可的科学哲学体系,冯友兰只能、也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

冯友兰自己说:“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随着这种忏悔的不断深入,他的境况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他参加了政协会议,是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他被重新评为“一级教授”,还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来则是常委,又兼任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员。毛泽东对他也是礼遇有加,不仅亲自接见,还邀请他与一些学者到自己家里吃饭。但是,另一方面,对他的批判似乎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在“政治排队”中一直被列为“中右”。冯友兰陷入一种十分尴尬而痛苦的境地中:国民党骂他“附逆”,共产党认为他“与党不是一条心”;他可以登台讲课,但当的是“反面教员”的角色;他仍然在写文章,却往往成为被批判的靶子。而“文化大革命”的总爆发,终于使这种尴尬与痛苦达到了顶点。

冯友兰很快就体验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他家中的物品被封,院门口还被写上6个大字:“冯友兰的黑窝”。这抄家并非一两次便告结束,北大有那么多相对独立的红卫兵组织,“接待抄家”简直成了“例行公事”。后来开始大串联,外地的红卫兵对这燕南园充满好奇,一天,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独自在家的时候,竟来了好几百人要求进屋看看,好在这些红卫兵还算通情达理,见她不敢开门,有人出头说保证维持好秩序,并真把那些红卫兵分成小组,按顺序进来参观,倒也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参观”结束后,那位组织者对任载坤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她答道:“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这也可算作动乱之中一段奇特的小插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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