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一家先是住在燕南园54号，后来迁至57号。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所小院里度过的，因此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命名为“三松堂”。3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之自序”中写道：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这“庭中三松”，似乎确有一种特别的“寓意”。冯友兰的个人经历，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有人归结为“冯友兰现象”。那或直或曲、形态各异的三棵松树，似乎正可作为冯友兰人生道路中不同时期的象征。
初进燕南园，正是冯友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情绪极为低落的时期，当时他甚至想辞职归家“自谋生路”，或者离开教育界。然而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开始努力争取适应新的形势。客观而言，冯友兰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恶感，早在20世纪20年代写《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较优。”30年代考察各国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封建社会是“贵贵”，资本主义社会是“尊富”，社会主义社会是“尚贤”。不管他的认识是否正确，但他认为“尚贤”是最合理的，所以才带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好感在回国后大加宣传，并因此招来被捕之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与自己的理论学说并无矛盾，但古今中外对哲学的研究有各派各系，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作为“百家”中的一家看待。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成为惟一被认可的科学哲学体系，冯友兰只能、也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
冯友兰自己说：“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随着这种忏悔的不断深入，他的境况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他参加了政协会议，是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他被重新评为“一级教授”，还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来则是常委，又兼任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员。毛泽东对他也是礼遇有加，不仅亲自接见，还邀请他与一些学者到自己家里吃饭。但是，另一方面，对他的批判似乎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在“政治排队”中一直被列为“中右”。冯友兰陷入一种十分尴尬而痛苦的境地中：国民党骂他“附逆”，共产党认为他“与党不是一条心”；他可以登台讲课，但当的是“反面教员”的角色；他仍然在写文章，却往往成为被批判的靶子。而“文化大革命”的总爆发，终于使这种尴尬与痛苦达到了顶点。
冯友兰很快就体验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他家中的物品被封，院门口还被写上6个大字：“冯友兰的黑窝”。这抄家并非一两次便告结束，北大有那么多相对独立的红卫兵组织，“接待抄家”简直成了“例行公事”。后来开始大串联，外地的红卫兵对这燕南园充满好奇，一天，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独自在家的时候，竟来了好几百人要求进屋看看，好在这些红卫兵还算通情达理，见她不敢开门，有人出头说保证维持好秩序，并真把那些红卫兵分成小组，按顺序进来参观，倒也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参观”结束后，那位组织者对任载坤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她答道：“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这也可算作动乱之中一段奇特的小插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