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他的尊师之道。1936年，周培源借带薪休假的机会，前往美国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参加由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指导下，进一步开展对引力场的研究，完成了《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引力方程的一个各向同性的稳定解》。周培源从爱因斯坦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科学的启迪，更感受到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是成为祸害。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人们从他身上，真正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与人格尊严。周培源是惟一与他一起工作与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与道德之魂，已融进了周培源的血脉。他虽然一直谦逊地认为，自己不是爱因斯坦登堂入室的弟子，但在精神深处，他一直把爱因斯坦当作终生崇奉的导师。当学习结束的时候，周培源特地到爱因斯坦家中告别，并为其拍照留念。但他却始终没有提出要与老师合影。后来，他的女儿曾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跟爱因斯坦合影，他回答说：“他是这么伟大的人，我怎么可以随便和他照相？！”
“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由于周培源是众所周知的相对论专家，陈伯达对周培源施加压力，要他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周培源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坚持不肯屈从。
再说他的爱国之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他对此一笑了之。1937年，他假期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学校南迁，并先后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着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当别人询问其中缘故时，周先生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