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八十四岁的父亲病逝了。他的死，让我获得了对“生”的重新理解。
最后修改时，我增加了时间和生命的维度，希望有足够的分量，能让读者获得对自己和万物生命的审视。
六年前，刚开始写作这本书，儿子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书写好后，他已经能用电脑帮我排出书样。如果要说感谢谁，第一个应该是他，我的狗儿。
至于有友人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之后，说有些像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恬淡，纯属是逗我乐。这本书我还未读过，但我知道是世界名著，出版于一八五四年，作者是美国思想家、自然主义者。这样的头衔，我哪敢同人家相提并论。不过，听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很开心。为此，专门上网看了几篇《瓦尔登湖》的书评，发现梭罗有一点倒与我相同：他是十九世纪隐居美国林间的流浪汉，写的是自然生态;我是二十一世纪隐居中国城市的流浪汉，写的是生存生态。
仅此而已。
时间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我所做的事才有点像古人，无论多么高兴，都是一种悲哀。
我本一名草根，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并不影响我内心渴望高贵，我也想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尽管不是自己想就可以得到。还是留给时间，留给未来的人们，看看我生活的年代，看看我的文字记录，一百年后是否还有人阅读？
书中的笔记原件，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出版，笔迹随性和潦草，还有不少错别字。但这些正是这本书思想的源头，只能原样影印了。
特别想说明一点，这不是一本歌颂的书;这个时代，唱颂歌的人太多了。我得唱段哀曲，不是想谁死，而是让去天堂路上的人走得更有尊严、更有仪式感一些。
努力了，没有什么可遗憾了。如果有，那就是在书中把自己的痛苦、恐惧、孤独、焦虑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影响了阅读的快乐。
好在并不是所有生命都像我这个屌样。
陈 文
2011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