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绝非完美，可是中国政治体系的确做出了快速理性的连续反应，创造出强劲的增长动力，成功带领中国度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银行为刺激计划提供的资金主要来自大量新增贷款。这蕴含着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在推行刺激计划的第二年年末开始转化为现实。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执行2009年中期开始的逐步紧缩措施，到2011年中期广义货币增长率下降到与高速增长和温和通胀同步的程度。2009~201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加速升温，金融杠杆持续放大，尽管政府成功地控制了这种形势，但没有遏制住房地产过度投资，这也许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宏观风险，第三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刺激计划没有导致制造业出现大规模过剩产能，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2010~2011年工业产品价格下滑。2009年个人消费出人意料地强劲，但随后的2010年差强人意，这给批评人士提供了“子弹”。虽然担忧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规模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此类债务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带来长期的正面经济效益。要为这些债务和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成功融资，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发展长期债券市场，还有可能需要建立某种明确的机制，以便为偿还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债务提供利息补贴。
最终结论是，经济刺激计划没有牺牲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利益来大范围加强政府的作用。即使在危机的高峰期间，国有企业也没有提高银行贷款的比重，实际上它们的比重下降了，而且国有企业产出在工业增加值和出口中所占比重继续减少，速度大致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同。另外，纯私营企业成为制造业产出和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推动者。与此类似的是家庭银行贷款（用以支持家族企业和购房抵押贷款）的比重大幅上升。尽管有人描述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海报男孩，成功挑战了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但是无论是从占银行贷款总量的比重、占工业产出的比重还是占出口的比重来判断，国有企业地位的持续下降趋势并没有因为经济刺激计划而扭转。我们不必否认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国有企业在电信、金融、石油和其他几个行业保持垄断和准垄断。但是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图景的一个持久特征。过多强调这些企业长期的重要地位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中国经济其他领域的重大进步。
现在判断2009~2010年加速实施的国家工业政策是否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还为时尚早。正如诺顿所言，中国“本土创新”政策的起源显然要追溯到早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当时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年）》。这项倡议包括若干于2009~2010年执行的补充政策，最终它将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平衡，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