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我被指派担任士官，隶属于驻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这个职位原本不在粤军组织编制内，每月薪饷原定月薪25元，但我从未领到那么多钱。有两种士官：一种月薪25元，另一种35元，薛岳与邓演达属于后者，叶挺已经成为粤军工兵营的连长。邓铿安置我任最低级的职务，因为1918年我不肯投奔他。他问我薪饷最低能不能接受，我说什么也能忍受。
士官每月发饷两次：月中和月底。我们不穿制服——哪有钱买制服？我们没有很多事可做。当士官有点照顾性质，做一些零活，像送送信。士官另一种称呼叫“查勤”，听上去令人不舒服。
士官必须自己寻找住处、自己料理膳食。我住在驻漳州的粤军独立营某连连部，因为我认识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生李浚，和与我同在第五期毕业的王超，前者是独立营营长，后者任连长。我睡在王超连部的一张帆布床上，与连部军官一起用膳。当然我要付膳费。
独立营是邓铿的基本部队，它原本是驻扎在汕头时由邓铿组建的独立排，直属粤军总司令部，后来逐步扩充成独立连、独立营。
粤军控制了包括厦门在内的闽西南地区以及粤东的一小部分，其财源在就地征税，县政府负责收取固定税款，他们的固定岁入是土地税。县长通常预先征收一年或几年的税款，即所谓“寅吃卯粮”。这种税制在中国是常见的，特别是四川，田赋预征几十年之多，因为那个省的政局不稳定。地方税是岁入的另一来源，所有的地方税务机关都奉命把税款交给粤军总司令部。作为绝招，粤军会向当地商会“借”一笔特别费，这就是所谓老虎借猪——有借没还。军队是否按月获发固定经费没有定规，一切要视地方财政状况而定。当地方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经费时，军方就拖欠饷银。
粤军总司令部在漳州设立了一家造币厂，交周演明管理。这家厂子铸造双毫，但含银量比粤制双毫少，所以老百姓宁收一枚粤制双毫也不愿收取两枚漳州双毫。周演明曾与我一起去漳州旅行，此后别人再也不敢小看我。
粤军直至连一级都有军旗，旗上图案相同，只是级别愈低旗帜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