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我见到了朱执信、邓铿、廖仲恺以及古应芬。邓铿和廖仲恺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朱执信和古应芬是我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着大官到广州做胥吏的外省人后裔。这些外省人在衙门中任书吏，统称“老夫子”，俗称“师爷”。由于他们中间许多人祖籍浙江绍兴，所以不论他们究竟是否来自绍兴，统称“绍兴师爷”。当携带他们来广州的官员调走时，他们却留下来了，有时他们继续为新上任的官员任事，有时离开衙门以撰写讼状为生，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禺。那时广州并非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部分是南海县，另一部分是番禺县，这两个县都隶属于广州府。他们的后代与粤籍人氏广泛通婚，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能找到好差事。他们常常收取厚酬充当枪手替富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被视为百分之百的广东人。胡汉民与汪精卫也都是所谓“番禺捕属”。
朱执信组织了民军，其中包括从台山招募的土匪——俗称“大天二”，以及粤军、学生等。民军有数百人，大多是粤籍人氏。土匪占了多数。梁盛与其他粤军首领是有革命思想的，他们的喽啰很顺从首领。梁盛去澳门见朱执信，朱要他攻打江门与新会。鉴于反袁革命没有独立的军队，朱执信饥不择食，当然朱执信担心梁盛部下不守军纪，所以他派我和司徒非去监管梁盛。
我俩是徒手前往的，因为澳门法律不准藏有枪械。估计梁盛们不会给我俩配发武器，我俩抱着赴死的决心出发，每人带着一盒香烟，其中有一些含剧毒，备作被俘后熬刑不过自杀之用。虽然囚犯会被搜走身上财物，但通常可以保存香烟。
梁盛服从我俩的指导，因为我们是朱执信派遣的。我们帮助梁盛指挥他的部下攻打江门，像民军军官一样，我俩穿着黑色的生丝新裤。战斗持续了几小时。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当时我只是个大孩子，我当然害怕，听到枪声就发抖。战斗全面铺开，龙济光增援部队到达后，我们很快被击败和溃散了。梁盛为了表示效忠朱执信，乃派遣一个土匪护送我与司徒非去澳门向朱执信报告。
司徒非和我在路上被地方民团截住了，他们问我俩是新军还是旧军。旧军是指龙济光的济军。我俩说隶属新军，刚被龙济光部打散。他们绑起了我俩，看上去要枪毙。司徒非是开平人，想说服他们让我俩去香山，但是枉然。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在当地具影响力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说，不管我们是什么军，都应该放掉，如果有必要，别人也会解决我俩。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俩保住了性命。于是在那个土匪陪送下到了澳门。
司徒非与薛岳同朱执信留在南湾花园。李扬敬、徐景唐、张达、李章达与我住在何隆兴街52号一楼。
然后，朱执信派遣王超、司徒非、薛岳、徐景唐、李扬敬和我去邓铿的石龙总部。我们被安排了卑微的职位，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周演明当副官长，邓信任他。由于不堪忍耐他的傲慢态度，王超、薛岳与我回到了澳门。临走前，王超写了封信解释我们辞职的原因，由我呈交邓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