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同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底，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甄君民国八九年间在广东曾任大元帅府秘书，后来去国到美洲，今似在旧金山办报。——著者。他年纪约长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1910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摘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底，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底；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底，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和天津的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