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掩护卡帕诺的由家庭忠诚砌成的坚实壁垒，警察和检察官必须要把家庭忠诚转化成他们的优势。警察一直怀疑，是拥有机动船的杰瑞帮助他的兄弟处理掉安妮的尸体的。不过，杰瑞拒不开口，什么也不说，警察毫无进展，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借口搜查杰瑞的房子。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杰瑞参与了这件事的证据，但他们找到了一些武器和少量的毒品。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优势：毒品和枪支证明杰瑞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相关机构开始介入调查，威胁说要带走他的孩子。在整个家庭的忠诚体系中，孩子战胜了兄弟。杰瑞屈服了，向检察官交代了他知道的每一件事。
杰瑞的证词指控了路易斯也是同谋者，很快路易斯也屈服了。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受害者，认为自己受了家庭职责的误导。“路易斯·卡帕诺过去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家人的忠诚，”他的律师说，“但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所有行为的根据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正如我们对家庭忠诚的评价，家庭忠诚和“正确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不是一回事。
卡帕诺的案件并不是一种异常现象。为了促使家庭成员做正确的事情，警察通常会向他们施压，这似乎在迫使他们犯错误—背叛彼此。谁会更有可能知道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事情？通常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孩子，和他一起生活的人才更了解他。警察针对不同的亲戚关系，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当警察威逼利诱说，只有现在自首，对可怜的四处逃窜的嫌犯来说才是争取宽大处理的最佳时机时，兄弟可能会坚持一段时间，但做母亲的通常是最容易被打动也是最容易受骗的。如果一个母亲拒不交代，不要指望调查人员就会因为这位母亲对家人的忠诚而尊敬她，从而对她放松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