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工作，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担任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长”。这一切，都看似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可是万没有想到，会在仅仅三年之后，就风云突变，莫名其妙地被在报上公开点名、撤销了职务。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罗银胜写道：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账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顾准的意见既得到陈毅市长的首肯，也得到过陈云在中央会议上表态支持。可是到了1952年2月，却突然因中财委领导的到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树为反面典型。“《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耸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至今仍然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据书里介绍，对顾准的撤职处理，竟然找不到任何党内文件依据。几十年后平反冤假错案时，也只能说是改正《解放日报》上所宣布的处理。这又让我想起我父亲的一则亲身经历。颇似当年的顾准，我父亲在南京解放后以刘伯承为首的军管会中被任命担任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军管会副秘书长等职。可是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继任南京市领导的柯庆施，一次偶然动怒，竟当面威胁要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点我父亲的名。后来幸而因为他不仅书写了“深刻检讨”而且及时向派来调查的专案人员说明了原委，才免于一难。而顾准一案至今让我疑惑的是，当年究竟是谁持了“上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罗银胜语），我翻遍了全书也不得而解。从后来的情况看，顾准并没有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肯定不是“钦定”的“罪臣”，否则国家建工部也不敢在1953年调他到部里任财务司司长，在陈正人部长、万里、周荣鑫副部长领导下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位引来顾准一生遭难的始作俑者的名字公布出来示众呢？
1955年，根据其本人要求，顾准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时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的张劲夫原本有意让顾准当经济所的副所长，但顾准拒绝了，他想摆脱行政事务，静下心来搞研究工作。这一抉择，其实也就奠定了其后一生作为思想家或者说思想者的基本道路和蹉跎命运。
顾准一到经济所，就有非凡成果，很快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虽然“价值规律”在今天是一个连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敢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这一概念的人，无疑是思想上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的先驱。顾准在经济所其实只待了两个月，就被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资源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结果，据吴敬琏回忆，“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都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采取了争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于是有人就把顾准的言行记下来，在“反右派”运动中，以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为名，将顾准打成“右派”，下放河北、河南的赞皇县和商城县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