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的又一力作《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次引人入胜。那些曾经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读者，会同时由于倍感亲切的熟悉和闻所未闻的陌生，在阅读此书时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而那些70后、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们，则定会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阅读这样一本活生生讲述亲历世界巨大变化和高层国际政治舞台的回忆录，足以弥补任何“余生晚矣”之叹。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罗斯曾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但“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韧不拔和自知之明，特里尔先生在四十年前就开始正确预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
出生于澳大利亚乡村的罗斯，其中国情结可能源自于童年时代。“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恋女友居然是半个中国人”。早在墨尔本大学念本科时，他就“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并且认为，“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这样做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共存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且早在1960年，“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这就是我对研究中国产生兴趣的起因。于是我的研究从印度转向了中国”。这难道不足以堪称是具有先见之明吗？
1964年的夏天，罗斯敲遍了中国驻东欧各国大使馆的大门，终于在华沙拿到了进入中国的签证，因为他在多次碰壁之后最终“大着胆提出要见大使，跟他讨论一下让世界了解中国到底好还是不好这问题”。去中国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我参观了少年宫。那里看起来像是在搞列宁的照片展。我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这里到处都是列宁的相片。其实领袖并非如此产生。真正的列宁可不是出自少先队’”。可见年轻时的罗斯，已经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北京，由于“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吓得小孩子们飞速散开”，他在日记中写道：“导游告诉我，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如果北京汽车数量有墨尔本十分之一的话，汽车的鸣叫声可以在一天之内使人们都变成聋子”。这也算是对后来北京汽车噪音的一种预感。罗斯还观察到，“饭店餐厅的工作人员把面包当作满足西方人的‘魔棒’。这些开朗的年轻人深信欧洲人每餐绝对少不了几片结结实实的干面包。一种文化对待其他文化需要进行鸽子笼式的归类。在中国人看来面包是我们文明的核心（就像在我们看来，米饭是东方文明的本质）。如果我点菜时没有点面包，服务员就会看着我，好像在说：‘你难道没有忘记点什么吗？’掠过一阵会心的微笑后，她就在菜单上用汉字记下‘面包’”。这就是罗斯透过善于观察而体现出来的细腻文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