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想录》中，他还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以今天的观点看，他对“文革”的否定，没有超出中共中央《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评价。纵观他的《随想录》，他对“文革”的反思的确很浅，基本上没有涉及体制等深层的原因。
但是，巴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真话”并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啊！
那是一个黑暗虽隐但阴霾仍在的年代，巴金写第一篇随想《谈〈望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幕。文艺界还没有解冻，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不敢说真话，不少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时代。比如，当时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我，就还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各种形式虔诚地歌颂“英明领袖×主席”。虽然已经出现“伤痕文学”，但人们还停留在对“四人帮”的控诉或哭诉当中，仿佛“文革”的全部罪恶就是因为这四个人，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巴金写下第一篇随想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标志着中国真正开始思想解放。但且慢高兴，从巴金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到最后完成这部巨著，1978年到1987年这八年时间里，极“左”残余多次兴风作浪，“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几次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许多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选择了明哲保身；也有不少人幸灾乐祸，盼望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在这种“乍暖还寒”的历史时期，唯有巴金说真话——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唯有”是特指在巴金这个档次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81年去世的和巴金同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巨匠茅盾）的“唯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说真话”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