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过来过去，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过是他的话说得绝对些罢了。你说封建时代有人吃人的事儿，他就说一部中国历史都写着“吃人”二字。你说“人心险恶”，他就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有的意思，别人早就说过了，到了他那儿，不过变了个说法。比如吴稚晖一九二四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所写的文章中就说过：“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科学周报编辑话》）鲁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总之，在鲁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执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缺憾，使鲁迅在与英美留学归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论中，常常显得穷于应付，他的长处在冷嘲热讽，泼辣恣肆上。这一招，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只能是无言也无招以对了。
对自己的这一手，鲁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怯懦。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统率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新军之后，鲁迅主动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来，让鲁迅很是振奋，觉得自己虽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传，比那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的人云亦云的东西要强多了。多少年无法与英美留学生抗衡，这回可得到了法力无边的武器，看你们往哪儿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