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也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泽东的评价来的。
对这种截然的转换，曾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陈独秀尚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