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都认为胡适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这么看，文人对社会尽其责，说也是一种做。至于这个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说就说了，并没起什么作用，有时说了还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评判的标准，那是势利者的护符，非是尽责者的担当。敢说和不敢说，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认为，胡适只是谈论政治，而没有实际从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没道理了。
所以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许与胡适本人的一些说法不无关系。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后，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实际上，胡适的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谈政治”。他主编的《努力周报》，和几个朋友办的《独立评论》，都是时政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谈政治的。
胡适确实说过他“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的话。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文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时期，有些人想推举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文中接下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有好追问下去。
这里的“实际政治活动”，不是指对时局的建言，而是指从事政治运动，只能说他没有这个兴趣，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是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不羁的身份，不愿纠缠进实际政治的是非中去。
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能挺身而出，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是从不考虑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 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