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回国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多篇诗文，胡适已是国内文化界瞩目的新锐人物了。正因为有此声誉，前一年年底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延揽这位刚刚毕业的留美博士为他正在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个未曾谋面的留学生，仅凭看过几篇文章，便聘之为教授，这在北大乃破格之举。未回国之前，胡适已然知晓北京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他这样说，该是多大的气魄。
是这样说了，后来也就这样做了。
胡适回国后十多年的作为，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 1937）》，是一部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作。书名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书中对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公允翔实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章《文学革命》中，说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用，还有他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5 86页）
这个稍嫌冗长的叙述，画出了一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将帅图。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对陈独秀的作用虽着笔不多，将他列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却是恰当的。《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北大文科学长，这两个身份点到了，也就足以说明他的作用。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一个个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胡适，却是这个“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