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主任报告后，我们班同学在一起议论不休。当时录取的新生共30名，来报到的同学共28人，当晚又来一位第29名同学。他未听系主任的报告，却在宿舍里默默地听大家议论。第二天，他就不辞而别，本人再没有返回，连自己的行李还是以后别人替他取走的。我们已报到的同学，多数都在讨论转系或转校的问题。
这当然与我报考志愿相距甚远。我想，父亲是干实业的人，并不是理论家。而就我个人的性格与爱好来说，也无法接受搞“理论”的前途。我只适合于干实际工作。父亲曾说我，不是做学问的料，只适合做一名实干的企业家。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南大企业管理系的余新民主任商量，能否转入该系念书？我认为企业管理系学的是干实际工作，比较适合我。
余主任同意了，但经济系主任却不同意。
当时的局面就很僵，任何同学想转系、转校，甚至退学都不行！一位女同学借口家里有人生病，擅自离校返回西安，拖延了几个月，提出退学要求，既不批，也不给户口。第二年，她必须再回南大学习，跟下一班，仍然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经过一段斗争,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我给未婚妻写信说：不转系也好，先在此学习，将来“进可攻、退可守”。
未婚妻是我中学低年级同学，当时还在重庆读书。说来好笑，她把此信一直保留着，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审查我的专案组对我信中的这句话琢磨了许久。不知是因为没有琢磨过来呢？还是顾不得将此话上纲上线？总之，“文革”全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利用这句话来打击我。最后，发还我这一批信时，我看见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红线和一个大问号。
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由三个学院组成：一是财经学院，叫东院。校址在天津市区内。该院共有七个系——经济系、财政系、统计系、会计系、内贸系、外贸系和企业管理系。二是文学院，叫北院，校址设在郊区六里台，包括中文系、外文系以及历史系等。三是理工学院，设在天津郊区八里台，包括化学系、化工系、机械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