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个社团并没有什么作为就无疾而终了，不过反映了我当年不成熟的一些政治思想。
为什么我要像记流水账一般写出来呢？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对我的所谓“审查”，以上几个社团可成了重要内容了。审查者认为这是“组织问题”，是严重的“大事”，为之奔走全国四面八方调查我这段历史，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财力。据后来知道，他们在两年之内，耗费了6000元人民币巨资。当时我们的最低生活费每人每月只有6元。可见为查清我那段历史，他们不惜重金，把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啊！
四川的一个影视名导演，刘子龙，当年也就是参加了这个“铁血社”一起玩，后来把他也审查得不得了。运动一来就脱不了手，怎么交代也难过关。
现在分析起来，当年对我那一段思想幼稚时期的审查，岂不是更加“幼稚可笑”吗？
罢考英语风波
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在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组织下，此起彼伏，学生很难安心念书。正处于似懂非懂年龄的我们这些中学生，却浑浑噩噩地闹出许多无章法的事端来。
初二时，我的英文没有学好，喜爱闹事的我，就借机煽动同学们起来罢考英文。事先我做了一系列的筹备组织工作。居然能有条不紊地按我的计划安排罢考成功。
英语大考考场设在学校大礼堂，每个方桌坐四个学生，为了防止互相小抄，四个同学属于不同班级，试卷内容完全不同。大礼堂有一个演讲台，台上也布满了坐方桌的考生。
1948年在巴蜀中学教室留影我事先约好坐台上的我班一个同学看我的信号，看我把右手举起来，他就站起来，全班同学看他站起来，就一起去交卷，这样，老师就搞不清楚是谁在指挥。我要求大家拿到考卷后，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坐着，看台上那个同学的行动。
于是，当我看到监考老师背对着我时，就把手轻轻一举，台上同学立即站起来，全班同学就按我的布置，马上都起身交白卷退席……
我记得那位英语老师是个山东大个子，当场就被气得哭了起来。
学校并不知道这次罢考是谁主使的，但经过分析，认为是两个同学，一是康国雄，因为他有组织号召能力；另一个是，家里开药店的，念了两年英语，字母都还认不全，估计他最不敢考英语，一定是罢考的组织者。
于是，学校要我们二人停课，等候学校当局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