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没有文化，是从山西逃荒出来的，她只记得是在四五岁时，山西大灾，她父亲用一副箩筐，一头挑着她，一头挑着生活用具，家里有些什么人，逃了多少天，她都记不得了。到了陕西汉中，她被康家的亲戚马家收为养女。以后做了我祖父的姨太太。
她虽然没有文化，却深明大义。她见祖父为大儿子的事坐卧不安，犹豫不决，就在一旁说：“我也不懂你们那些事。我只晓得，你平常总是说当今朝廷腐败无能，又说儿子干的是正事，那你为啥不放儿子回去继续干他的正事呢？”
祖父一听，就不再犹豫了，翻身起来，把脚在地上一跺，说：“你当妈的都这样说，我还有什么说的？”于是就下决心“放虎归山”，让我大伯父回日本去继续干革命了。
大伯父回到日本后，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准备革命成功之后有真学问真本事为建国出力。
大伯父回来时，跟我父亲每晚联床夜话，谈到夜深，详细介绍了外面的情况，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辩论等，认为除了推翻清政府，中国无法自强。
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父亲。我父亲自幼聪慧，且才学过人。他耳闻目睹清王朝的种种专制腐败劣迹，从小就仇视这个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对西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
我父亲对大伯父十分崇拜和信任，全面接受大伯父从日本传回的新思想，他广泛地大量阅读大伯父从日本寄来的《民报》、《浙江潮》、《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
大伯父还提出要他推销，父亲当时只是个年仅16岁的学生，为了替反清革命做点实事，就毅然决定从成都的客藉中学堂辍学，在大伯父的支持和指导下，在成都鼓楼北街开设了一家专门推销革命书刊的书店，因为他对当时的《国粹学报》很感兴趣，便给书店取名为“粹记书庄”。虽然店面不大，却在成都小有名气，还发展到了重庆。据说，在作家李劼人写的长篇小说《大波》中，就写到了张列五（辛亥革命时重庆的领袖人物）在粹记书庄会见革命党人的事。
1910年春，我父亲东渡日本自费留学。行前，在上海，由大伯父介绍，于右任主持仪式（当时于右任是同盟会上海支部长），我父亲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他就与大伯父一起致力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
1911年春，我祖父在成都病逝。父亲在日本接到大伯父的信，经朝鲜到北京，辗转赶回来奔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