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缺乏犯罪动机。此时的李斯，已经从战略谋划上战胜了韩非，也从基本事实上证伪了韩非。从个人利害权衡，李斯已经在这场同门竞争中获得了全面胜利。更重要的是，秦王也已经不再信任韩非，而且已经下令关押了韩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斯还要冒着犯罪被杀的风险，去密送毒药并胁迫韩非自杀，这显然不构成真实的犯罪动机。
其四，事实逻辑荒谬。依据当时的基本事实，李斯、姚贾共同提出以“过法”（过失罪）处置韩非，事实上便是主张对韩非采取宽大处置。因为，若以“用间罪”处置韩非，韩非必然是死罪。李斯、姚贾若要真正置韩非于死地，对秦王提出以“用间”问罪于韩非，既是光明正大的，又是合乎秦法的。以《史记》的说法，李斯是公开主张宽大，事后却秘密暗杀，这同样是太过荒诞离奇的。
其五，后续事实可疑。以秦王嬴政一贯渴求人才，一贯爱护功臣的秉性，必不会轻易治罪于一个天下大才。既然下令治罪韩非，必然是认定韩非的行为对秦国构成了真实的危害。先下狱，再后悔，与秦王嬴政的毕生作为距离太大。退一步说，若秦王真正后悔了，则必然是发现了韩非对秦国有价值的一面。此时，若韩非已死，则追查毒药来源是一个必然环节。顺此追查，李斯犯罪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一件事。果然李斯犯罪，秦王嬴政安能容忍？
那么，可能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综合种种因素推定，这桩公案的基本事实真相，最大的可能是：韩非心思周密，入秦“用间”，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下狱之后，韩非羞愧、愤怒、绝望，便以自己藏匿的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传入山东，便流变成了李斯、姚贾陷害的口舌故事。百余年之后，司马迁采信了这一传说，写进了史书。
4 韩国无抵抗灭亡
公元前233 年，韩非死于秦国云阳国狱。
